【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1-0113-21 本文所界定的传统安全主要是一个西方主题，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解读大多依据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立场的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视角的理解。早期安全文献主要包括战争研究、军事与大战略、地缘政治学，主要作者有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路易斯·福勒·理查森(Louis Fry Richardson)、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相比于早期安全文献，1945年以来的国际安全文献呈现出三种特点：第一，把安全而不是防御（或战争）作为核心概念，概念的转换带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议题，如凸显了社会凝聚力、军事与非军事威胁的关系以及社会脆弱性（对安全）的重要性。第二，核武器之类的新问题导致了国家发生了从战争到避免战争的转变。第三，从重视早期的军事与战略转向了重视企业公民(civilian enterprise)，并引入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等文职专家(civilian experts)参与研究。文职专家的参与集中反映了国际安全研究在民主国家的兴盛，而在非民主国家，国际安全研究的战略思考则更多地停留在对军事的控制以及对战争研究的扩展上。 一 国际安全研究在学术语境中的定位 学界把国际安全研究分为传统安全研究和非传统安全研究这两个学术领域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是，这样的区分在现实中显得很不容易。首先，这种区分带来了安全主题上的争论，即什么应当或者什么不应当被视作安全主题。其次，和平研究、情报研究、民主和平理论、军事行动研究应从国际安全中单独分离列出，还是应当被列入国际安全研究？最后，如果把某些部分（如传统安全研究或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分离出去，国际安全研究是否仍是一个在理论上前后一贯的领域？除了国际安全研究内部分化的问题，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作为整体的国际安全研究与其他学术领域研究的边界如何划分？（因为）国际安全研究可以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法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联。例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另外一个国际关系的重要次领域而诞生，并强调其与国际安全研究的差异性。事实上，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次领域相互关联，前者强调冲突和相对获益，后者则强调合作、绝对获益，两者共同扩展了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 虽然国际安全研究总体上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次领域，但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边界难以划分。冷战后的起初十年，不同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大体只是聚焦于武力的使用。在国际安全研究的传统视角中，“武力的使用”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军事武力在国家间使用”，且国家面对的威胁主要是军事武力。然而，即使如此明显的狭窄框架仍然具有很宽的适用范围。武力的使用涉及战争以及各种军事力量的部署方式；涉及军事武力的各种基础（如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涉及多种国际冲突的原因（如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形成、维持以及动用武力实现目标等），其结果不仅导致了经济问题，而且还产生了包括环境和认同等问题。传统类型的国际安全研究有着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并以国家间权力斗争为基本假定，以重视专门军事技术的现实主义方法为核心路径，这类研究所包含的敌对军事力量之间互动的驱动因素有军备竞赛、军备控制、技术发展的影响等，因而存在复杂现实被过于简化的危险。新现实主义在思考国际体系中的“极”如何影响体系稳定与大战略方面，很典型地表现出了这种简化的危险。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武力使用”越来越不合时宜，其价值仅仅在于它提供了聚焦于生存性威胁和层次分析法的分析模式。①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开始扩展，“武力使用”的研究模式显得过于狭窄（大量学者均这样认为）。于是，国际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区别日益明显：国际安全研究越来越聚焦于国际安全的前提假设和国际安全概念的理论深化。 应当强调的是，虽然国际安全研究受到国际关系的强大影响，但它也受到其他分支学科的影响：某些一流的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硬科学家(hard scientists)”都纷纷卷入关于核不扩散的争论，至少博弈论在冷战期间大大影响了威慑理论。国际安全研究的概念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于90年代，并且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发展理论家、人类学家、传媒理论家纷纷加入讨论。与古代帝国一样，国际安全研究也没有与其他研究领域清晰地划定边界。相反，它的“边疆区域”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交政策分析和政治学理论等日益交叉融合。 本文从广义角度对国际安全研究及其方法做了相关分析，也包括对安全研究分支理论的分析，如人的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国际安全研究的关键是能否着力于澄清安全的概念，这在研究之初似乎很难。在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那些挑战战略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审视安全的概念，而是对和平概念或者对裁军、军控、和平运动、世界秩序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讨论。在冷战期间，安全概念在使用中并未被充分质疑或扩展，而是作为与和平研究相对立的概念常被现实主义者用来进行学术讨论或政治辩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安全概念得以被越来越清楚地表述，也被更多的批评者所接受。批判安全研究（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奠基于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PRIO)的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把《和平倡议》(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杂志改名为《安全对话》(Security Dialogue)。这并不意味着“安全”是一个没有异议的概念，事实上，它比以往更具歧义，它在超越以往视角的过程中仍然充满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