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国际体系和国家行为体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而地区只是作为一个不变的背景和被动的客体，对国家、国家间关系和全球范畴的互动产生影响；相应的，在人们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解释与理解中，地区因素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显然，对地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传统观念，满足不了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发展变化的需要。要认识日益具有地区特性、受到地区特征与结构制约的那些事态、关系、观念与行为，就必须赋予地区范畴和地区层次分析以更高的地位。 地区是分析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的变量 （一）地区是人们思考国际政治的特定空间和新语境 对于以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是发挥作用的因素，而单位（国家）是受这种作用影响的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基于“结构选择”、“制度选择”的因果关系抑或基于“文化选择”的建构关系。③然而，体系理论的高度简约性、超时空的宏观性在达致理论本身“科学性”的同时，也显示出其解释力的局限性，对于一个由不同地区构成的、非同质的复杂多变的世界而言尤其如此。要全面和深刻地把握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地区政治图景、地区层次分析必须进入人们观察与思考的视域。 社会科学中的“地区”概念来自于自然地理学对地球表面的划分。所谓地区首先是指地理区域，“它多少受到自然的地形上的阻隔，带有生态学特性的烙印，如‘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北美，‘南美南方圆锥体’，‘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或‘印度次大陆’”。④然而，对于以人为本的社会科学而言，地区更主要表现为人类生活的一种载体，它不只是按照地理界线（陆地、海洋、山川湖泊等）划出的，更主要是按照不同人类群体的种族、民族、文化、生活习性，特别是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状况等加以划分的。⑤ 划分不同地区的合理性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差异的客观性。一个地区作为相对连贯的领土次级体系（不同于非领土次级体系，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佩克⑥）和全球体系的其他部分明显不同，人们依据“相似或不同”的认识和判断来理解地区。较早研究地区概念的英国学者布鲁斯·M·拉西特(Bruce M.Russett)提出五种类型的地区，即社会和文化相似的地区、由政治观点和对外政策相似的国家组成的地区、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地区、地理位置靠近的地区。⑦坎托里(Louis J.Cantori)和斯皮格尔(Steven L.Spiegel)则基于内聚力(cohesion)、交往(communications)、权力(power)以及次地区国家关系结构(structure of relations)认定了15个明显有别的政治性地区，并进一步区分了核心区(the core sector)与边缘区(the peripheral sector)。⑧当代国际政治学者曾一度倾向于认同约瑟夫·奈(Joseph S.Nye)对“地区”概念的界定，即“由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而结合在一起的数量有限的国家”。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对地区研究的兴趣再一次升温，地区概念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提出，以共有的特性、内部互动的类型以及共享的观念来理解地区的存在。⑩ 地区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与国际体系、国家或其他行为体的对立和割裂，相反，由于地区体系作为一种中间层次存在并发挥作用，国际社会诸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和多样，国际政治的内涵也因此更为丰富和深刻。相对于全球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而言，地区是一个子系统(subsystem)，但不是一个静止和孤立的系统。一方面，地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事实，地区的构成基础并非一定数量、某种程度上相邻国家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组存在互动关系的相邻国家。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代表了地区成长的状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内国家的权力和目标。另一方面，地区外政治或全球政治会渗入和影响、甚至是侵扰地区政治。“全球介入地区事务的逻辑是有可能来自全球对抗和关切以及偶然事件。不管是在斗争还是在合作中，全球行为体和地区行为体的视角还是有区别的”。(11) 对地区的分类和对地区特征的界定可谓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有一点是基本一致的，即把地区当作一种介于个别国家和全球整体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进行研究。而且，正如人们把国家和全球整体当作理性思考的空间一样，人们也越来越把地区作为思维活动的另一种特定空间来看待，(12)用来创造和建构进行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思考以及相应的知识生产的新的语境。 （二）地区的社会性和地区差异的存在，有助于人们理解地区体系的运转以及地区与国家互动的现状和趋势 地区首先是由地理相近的国家所构成的地域性单位或体系，而且一个地区内的各个国家总是具有一些共性。但地区的存在及其意义，或者说我们将它作为国际政治分析变量的意义，要超越这种给定的、自然的性质，而更多地在于其社会性，在于一个地理上的地区从被动的客体向主动的主体转变的过程，在于有某些力量如认同和观念、制度与规范等将地区与国家以及地区内的各个国家连接在一起，并使之具有特殊的互动关系，同时还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体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与价值。这些特点有些源于内部，包括共有的历史、文化、观念、政治态度和地区意识观等；有些则源于外部，包括对地区未来地位的相似预期和对地区外部事务的共同态度等。 地区的社会性使地区的差异性体现出来——无论是作为空间的存在，还是作为历史的存在。对不同地区的比较所依靠的就是他们的地区的社会性差异，表现为地区与国家、地区内国家间互动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广度和深度。即使是同一地区，随着内部互动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演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表现出状态与强度不同的地区性，而地区内国家的内外政策和行为方式也往往随之发生显著的改变。比如当今的欧洲，在地理上与50年前别无二致，但在非地理的意义上，前后已有天壤之别。随着内部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欧洲已经不再是由一个个彼此竞争或相互对抗的民族国家构成的地区国际体系。虽然民族国家依然存在，但每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以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都得到了“地区”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