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播始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殖民探险活动，特别是1884年的柏林会议揭开了基督教在非洲大传播、大发展的序幕，开启了一百多年传教事业的所谓“黄金时代”。基督教传入非洲后，经历了一个非洲化的进程。20世纪以来，非洲已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00年，非洲的基督徒总数约为3.47亿人，已占总人口的46％；如果按照年均增幅2.48％的速度发展，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6.4亿人。基督教会在非洲的增长速度也要快于在其他各洲的增长，2000年，非洲约有58万多个基督教堂，①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教会和本土教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在非洲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自西向东以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南疆为界，该线以北地区的人口多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上述地区国家的人口中占多数；该线以南的地区则是基督徒在国家人口中占相对或绝对多数，几乎平均占各国总人口的60％以上，有些国家的比重更高，如在纳米比亚，基督徒人数占全国人口的90％，刚果(金)的基督徒约占全国人口的83％，安哥拉、肯尼亚和加蓬的基督徒也达到了总人口的70％左右；在一些小岛国，如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等，更是几乎举国皆信仰基督教。 基督教会在非洲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同非洲各国时局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国际形势变化、非洲国家内部事态发展及政治思潮的影响，非洲掀起了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在民主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教会的踪影，它们通过扮演不同角色，参与及推动了非洲各国民主变革的进程。 民主化进程的开启阶段(1989-1991年) 事实上，在许多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初始阶段，基督教会承担起民主化运动的开启者、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角色，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贝宁、刚果(布)等国的事例中略见一斑。其中，贝宁可谓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死城运动”几乎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势下，基督教会率先在科托努召开全国主教会议并签发公开信，严厉抨击“贝宁人民革命党”政权，明确提出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和要求。②正是在包括教会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为缓解国内矛盾，1989年12月，克雷库(Mathieu Kerekou，1972-1991年在任)政权被迫宣布开放党禁，并同意召开“全国会议”。贝宁全国主教会议不仅派代表参加了1990年2月召开的非洲历史上首次有反对派参加的全国会议；而且科托努大主教助理伊西多尔·德苏扎还以“第三方”的角色任会议主席，并当选过渡时期(1990年2月-1991年3月)“共和国最高参议院”立法和法律监督机构主席。会议决定于1991年3月举行民主选举，从而剥夺了总统克雷库行使了17年的绝对权力，贝宁由此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 同样开启了本国民主化进程、并成为过渡时期策划者、组织者的还有刚果(布)的教会。1990年6月“刚果劳动党”宣布将实行多党制。同年8月，以“刚果教会大公委员会”(Conseil oecuménique des Eglises du Congo)为核心的教会组织在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中，直言一党制的种种弊端，主张民主开放，并提出参与政治讨论的要求。在包括教会在内的各方压力下，刚果(布)政府于12月6日正式启动了该国多党民主化进程，并召开了“全国会议”。尽管刚果(布)民主化的开启是多种因素所致，但教会在民主化开启中的作用不容小视。来自奥旺多(Owando)的埃尔耐斯特·孔博(Ernest Kombo)主教不仅担任了“全国会议”主席，还当选为过渡期最高立法机构——“共和国最高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République，CSR)的最高领导人。 在肯尼亚，同样是教会率先发出了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从而推动了该国从一党专政向民主政治的转型。1989年岁末，“肯尼亚东非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ast Africa，PCEA)教长蒂莫西·恩乔亚(Timothy Njoya)在新年布道时明确指出，东欧国家的事态表明一党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是不民主的制度；非洲国家领导人应从东欧国家动荡中吸取教训，对一党制的弊端进行反省；他还明确提出，应修改肯尼亚1982年宪法的第二条，变一党制为多党制。③ 在其他一些非洲国家，虽然教会并没有直接开启本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教会领袖在随后的过渡期内参与全国会议的讨论，并担任主席，同样扮演了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加蓬，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奥耶姆(Oyem)的主教巴齐尔·昂戈内(Basile Mve Engone)；在多哥，则是阿塔帕梅(Atakpamé)的主教萨努科·柯波泽罗(Sanouko Kpodzro)。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基桑加尼(Kisangani)的大主教洛朗·蒙桑戈-巴辛亚(Laurent Monsengwo Pasinya)在1991年当选为“全国会议”主席，以结束全国无政府状态。④ 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虽然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蔓延到了非洲，但对于国家实行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化变革问题，非洲国家并未形成共识。原因在于：一方面，非洲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一党制弊端，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另一方面，多党制容易引起部族冲突，催生各种矛盾，引发各国政要的担忧。尽管如此，非洲各国最终先后步入政治民主化之路，可以说，当时外力影响对于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非洲国家政治取向固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基督教会作为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开启者、策划者与组织者，其作用有目共睹。一些非洲国家的基督教会主教作为教会代表参加了所在国的“全国会议”，还有的主教担任了该国过渡时期最高委员会(具有临时议会功能)主席。正是在包括教会在内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集团的压力或推动下，许多非洲国家步入了民主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