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和衰退中，美国人都处于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中。但是，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一个被误导的原则。 “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 并非如此。可能是实用主义者，但并非“现实主义者”。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人很兴奋，尤其是那些认为前总统布什因为危险的理想主义而否认现实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奥巴马赞扬过老布什的现实政治。而白宫官员最近告诉《华尔街日报》：“奥巴马很喜欢旧式的、冷战结束时期的、智者的一代。”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认为奥巴马的当选是因为“偏向现实主义”而否定了小布什的政策。 当然外交政策确实应该植根于现实之中。美国人都同意外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美国应该让手段同目标相符合。明智者会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就是实用主义。但“现实主义”的意义要深远得多：用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的话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管理国家间的关系”而不是“改变国家的性质”。 毫无疑问，如今让现实主义看上去如此可行的，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怀疑以及相信这场战争是利用武力“施加”民主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恰恰相反，应该是消除国家及国际安全的威胁。无论这场战争的进行正确与否，它不应该是关于民主实行的，而同再次塑造一个独裁者或是延长美军的驻扎时间相比，在战争后建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则是最现实的选择。在阿富汗，塔利班倒台后人们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做出了相同的选择。许多现实主义者不仅支持了这样的选择，同时甚至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进行“国家建设”。 现在并不是重新讨论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否要用武力来改变国家的性质，而是是否以及如何让这些改变和平发生。有关这个问题，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实用主义的偏好不应该同一个贬低国家内部变革重要性的特定外交政策原则混淆起来。 “奥巴马是一位现实主义者” 这一点还不清楚。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比如我本人，并不认为商业式管理“国家间关系”就应该忽视诸如“国家性质”这样的问题。在现实中，国家内部的因素会极大地影响到国家的对外行为，因此这也需要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从奥巴马的言辞来判断，他似乎也同意这一点，而不是照搬现实主义教条。在莫斯科，这位美国总统特意在俄罗斯领导人面前说：“那些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将存活并蓬勃发展，只忠于自己权力的政府将不会长久存在。”在开罗，他也表示：“人民所支持和选择的政府为所有那些掌权者制定了单一的标准。”而在加纳，他则是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没有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法律屈服于暴政和贿赂的社会中。那不是民主，那是专制，而现在结束这些的时刻到了。” 我喜欢这样的观点，但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如此。 奥巴马早期的行动也并未显示出教条式的现实主义。他支持巴基斯坦的民主，而在伊拉克，他的政策是具有前瞻性的，而非向后看。美国干预伊拉克的国内局势，同时也让伊拉克人自己面对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内阁并不太支持伊朗的大规模改革运动。很明显，那些改革者会被认为是美国的代理人。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的谨慎是反映了同伊朗开展有关核项目谈判的顾虑。并非这些谈判不重要，而是谈判结果将会根据美国所拥有的筹码而成功或者失败。而现在正是奥巴马政府能够增加筹码的时刻。 奥巴马似乎也在缓解人权问题的影响。由于政府想要积极“重启”同俄罗斯的关系，东欧的领导人，包括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波兰前总统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在一封公开信中提醒奥巴马“当美国屈服于‘现实主义’，我们这个地区就会遭受苦难”。在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一样。美国在影响中国国内发展方面的能力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奥巴马政府还宣布将不会让人权问题成为妨碍两国合作关系的障碍。 因此现在很难对奥巴马是不是现实主义者这个问题作出判断。但是，希望奥巴马及其团队能够证明他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能够了解国家的性质且不忽略民主改革是提升美国利益的巨大力量。 “外交政策事关国家利益”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没有人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只是现实主义者和他们的批评者在国家利益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分歧严重，而这样的分歧并非现在才有。 早在70年代，分歧的焦点在于“缓和”政策，即忽视原苏联的执政而与其共存。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1975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拒绝会见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素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缓和政策的反对者，比如里根总统和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他们并不反对同原苏联的谈判。但他们认为谈判的态度要更强硬，而且必须伴随着迫使原苏联实行内部改革的压力。 在美国政府工作期间，我参与了许多回合这样的辩论。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是否要保留国务院人权事务局。现实主义者认为这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制造出来的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其他人则认为它能够更现实地让美国在同原苏联竞争时保有在主要问题上施加压力的能力。同样，在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想要在菲律宾和韩国推行民主的计划不仅仅遭到现实主义者的抨击，也遭到了通常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者且经常同专制政府打交道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大使的批评。而在柏林墙倒塌后，现实主义者都反对北约接纳新建立的东欧各民主体为北约成员，并不愿意支持乌克兰和其他原苏联国家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