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411.2010.01.003 ［文章编号］1003-7411(2010)01-0019-(12) 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根据自己的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安排，只有相关行为体具有重合的安全利益时同盟才有可能形成，而盟友之间基于各自安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战略分歧和利益差异也必会导致同盟关系的调整。近年来美韩同盟因各自安全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战略的分歧而进行了深刻的调整，本文即对美韩同盟的调整背景、过程、调整后美韩同盟的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结盟行为的理论解读 同盟(alliance)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因而也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界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关于同盟，国际政治学界存在着多种定义，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把同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协定[1]，菲德尔(Edwin H.Fedder)把同盟称为“管理的技术(Techniques of statecraft)”或“势力均衡的调节机制(regulating mechanism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2]；沃尔特(Stephen M.Walt)把同盟定义为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3]；密执安大学辛格(J.David Singer)教授领导的COW(Correlates of War)研究课题小组把同盟定义为以正式的军事条约形态存在的安全合作关系，并根据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把同盟分为相互防卫条约(defense pact)、互不侵犯协定(nonaggression pact)或中立协定(neutrality pact)、安全协约(entence)等三类[4]；奥斯古德(Robert E.Osgood)则把同盟定义为以特定国家或国家群为对象而使用军事资源的约定。[5]尽管各学者的定义角度和具体阐述不同，但理论学界对同盟的定义大体上持一致的看法，即同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国家安全而缔结的正式协定。它包含三个要素：1.同盟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排除了非国家主体；2.同盟缔结的主要考虑因素是国家安全；①3.同盟是一种正式协定，排除了国家间的非正式安排。 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可以对同盟作出多样的分类：如双边同盟和多边同盟、进攻性同盟和防御性同盟、平时同盟和战时同盟、对称性同盟和不对称同盟等。 国际政治学界关于同盟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把同盟本身设定为从属变量，研究课题的范围一般设定在这一从属变量与其相关的独立变量之间的关系上，如同盟形成的原因、同盟缔结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同盟对象的选择、同盟的持续性、同盟的解体及其原因，传统、意识形态、地理位置、政治制度等非军事因素对同盟的影响等。[6]其二是把同盟设定为独立变量，研究课题一般设定这一独立变量与其相关的从属变量之间的关系上。如同盟对国际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对同盟缔约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等。就研究的问题而言，很多研究同盟的学者把眼光集中在国家为什么结盟这一问题上。国家为何结盟？其结盟的动机和原因何在？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提出了如下几个考察模型： 能力扩张模型 能力扩张模型把同盟看做是扩张对抗威胁能力的一种手段，国家靠结盟以增强对抗敌人的力量。③这一主张又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为代表，认为同盟起源于平衡实力的观念，是维持国家间实力均衡的一种手段[8]。另一观点以沃尔特为代表，认为同盟是平衡威胁的一种手段。[7]尽管两种观点意见不一，但都认为国家靠结盟扩张自己对抗威胁的能力是同盟行为的主题。这种观点被莫罗(James D.Morrow)称为同盟的能力扩张模型(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9]但莫罗认为这种观点不全面，尤其是用来解释大国和小国间的不对称同盟时，具有一定的缺陷。因为依照能力扩张模型，同盟国任何一方能力的上升或下降都会增加它不再需要盟友能力或不能提供盟友所需能力的可能性，因而增加了同盟破裂的可能性。当一国的能力增强时，它对抗威胁的能力会加强，降低了同盟的价值；当一国的能力下降时，作为被结盟者的价值会下降，也会促发结盟方结束同盟关系，因此无论哪种情况，结盟中的一方对同盟价值的评估都将会下降[9]。对于大国和小国间的不对称同盟来说，虽然小国靠与大国结盟，会提高自己对抗威胁的能力，但大国往往不能因此而使自己的能力增强，所以能力扩张模型的解释力存有缺陷，为此莫罗提出了可以容纳能力扩张模型的一个更为宽泛的模型，即自由—安全交易模型(the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