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异常迅速。从1963年国家决定在北大、人大、复旦三个部属高校设置国际政治系到今天，几乎每个重点高校都设有国际问题研究课程或系科。但是，从中国国际关系学一开始就缺乏自主的基础研究，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是由主流学人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拿来主义所推动的。近年来，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建构主义”的文章比其发源地美国还要多。近乎全盘西化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显学，而中国外交研究则远远落在了后面。同时，这门显学采用的西方本体论、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对自主的中国外交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从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起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的种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由于各类理论，包括风行一时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对冷战的发展进程都做了错误的判断，国际关系理论学陷入深度危机。近年来，由温特等人所代表的建构主义独树一帜，给长期处于西化状态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打了一针强心剂，多数学者开始建构主义转向，对这个新理论推崇备至，为“西方纯理论先行”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找到了辩护的根据。不少人甚至提出，这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场“建构主义革命”，①并建议将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 然而，指望一个理论流派拯救岌岌可危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只是一个幻想。由西方主导四个多世纪国际关系体系的根基本身已经开始动摇，时下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任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有特殊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既然建构主义以“本体论革命”自居，我们对它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创新的技术层面，而不对建构主义的概念历史加以关注。我们绝不能重走20世纪80年代全盘西化的老路。建构主义的特点是寻找相互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间道路。用阿德勒的话讲是“占领中间地带”的一场运动。②任何概念都是有历史的，为什么建构主义采取占领中间地带的策略，为什么它迄今为止似乎能够占领中间地带，这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建构主义夺取中间地带的策略 建构主义并不是一场革命。任何调和不同学派的理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改良而不是革命。建构主义据说打破了物质本体论，而以社会本体论取而代之，但它全然没有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形而上本体论的桎梏，不过为维护西方的普世价值找到了新的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以文化和认同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建构主义，是对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概念的现实主义和以制度、交易成本和信息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的有力补充。现实主义的研究主要基于政治学和历史学方法，新自由主义借鉴经济学方法，而社会建构主义主要运用的是社会学方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战焦点主要是认识论，七十年代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的论战领域主要是方法论，八、九十年代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谓新－新主义）的论战开始引向本体论。与新－新主义的物质本体论不同，建构主义提出了观念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它从社会学角度对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权力、利益、均势、国际无政府状态进行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纯理论”(meta-theory)（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 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基于一套普世价值的存在，而支撑建构主义的普世价值仍然是西式民主优越论和天赋人权论，不过常常以民主和平论、国际体系论或共同体和平论的面貌出现。可以说，建构主义的西方中心论是深藏不露的，建构主义学者们的西方中心论立场早已确定，彼此心照不宣。例如，从表面上看，温特的实证主义倾向与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并不相符，他对此作出了解释： “由于我的理想主义的本体论立场，很多人以为我在认识论方面必定与后实证主义的立场相吻合，其实不然……我是相信科学的，这就使我在第三次辩论中处于中间位置，但这并不因为我想寻找一种中性的方法，而是因为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并不表明要遵循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 显然，温特的理想主义的本体论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所以他明确拒斥对西方价值观发起根本挑战的后实证主义或解构主义，而采纳后现代的社会学方法去攻占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这两个长期尖锐对立的学派的中间地带。这个理论建设的策略之所以有凝聚力，原因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价值观在本体意义上趋于一致。更重要的是建构主义学者们毫不讳言，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上，前者占主导地位。 在西方，本体论问题是普世价值问题。本体论（也称“是论”）问题就是探讨“这是什么”的终极问题，但在最后必然走进死胡同，即“上帝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是不容置疑的。中国传统没有这种神学色彩本体论，所以推崇建构主义就必然要接受普世主义价值观。普世价值存在与否是个西式语境主导的伪命题，它根本无法被证明。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概念的历史渊源和实际作用。普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狭隘的地方观念普遍应用，并号称是“永恒”的价值。在中国，所谓普世价值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外来语，它的原词是universal value。在欧洲中世纪，universalism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控制的概念，其含义是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大一统世界，同“天主教”(Catholicism)是同义词，并常常互用。不难看出，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以后，原本意义上的所谓普世价值即已不复存在，至少我们应当看到，普世价值是受到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概念。 19世纪，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普世主义试图将宗教普世主义一网打尽，但历史证明，20世纪的东西方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发生的冷战仍然没有突破宗教普世主义的桎梏。冷战的双方都打出自诩为“真正”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企图用各自的意识形态重新解释和打造世界。这个阶段的普世价值以拯救世界为己任，但带来的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军事对抗。冷战中苏式计划经济失败，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于是又出现了全然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自由与民主的普世价值，而且据说人类历史已经不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所以有风靡一时的历史终结论。更有甚者，由于冷战的突然结束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很多人对西式民主是人类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个命题更加深信不疑。从本体论来看，建构主义同历史终结论相得益彰，是一种互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