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革

      起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得冷战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取向更加明显。G20峰会的召开虽然是为了应对当下席卷全球的经济问题，但无论从参与方还是从议程设置和议事方式上，都显示出新的迹象。转型中的国际体系总是处于一个延续与变化共存的状态和过程。本文试图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国际体系自身转型是否发生，亦即体系本体变化；二是国际体系内部结构发生了哪些变革，亦即体系要素变化。为了能够厘清这两个涉及国际体系转型的问题，我们首先根据现有理论提出一个体系自身转型和体系内部要素变化的分析框架，然后结合金融危机后国际体系的实际，探讨国际体系的延续与变化。

      一、体系转型理论

      国际体系转型研究主要包括两类理论，一类是研究体系本体转型，另一类是研究体系要素转型。前者指体系本身发生变化，后者指体系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我们首先对这两类文献做一个初步的梳理，目的是整合理论阐述，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以便于对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不仅仅做出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判断，而且进行比较系统的观察和思考。

      （一）体系本体转型

      体系，或曰系统，是指一个包括诸多单元的整体。这些单元具有自身的特征，并处在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体系自身转型是指原有体系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并且形成了新的体系。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和国家主权规范的确立，作为真正意义上现代国际体系确立的开始，但是，纵观历史，却发生过多次重大的体系转型，包括中国从先秦的列国并存竞争到秦始皇大一统的转型，欧洲从中世纪体系到近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以及现在人们讨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后现代体系的转型问题。这里选取广义的体系转型的定义，首先讨论关于这三次重大体系转型形成的理论，目的是考察体系转型的最根本要素，确定一个国际体系本体变化的基本参数。

      吉尔平对体系转型做过重要的论述。他在讨论国际政治变革的时候指出，国际体系有着三种变革的理想类型。首先是体系变更，指国际体系中行为者性质的变化。对于吉尔平来说，国际体系的变更是国际体系本身特征的变化，而“国际体系的特征是由该体系最重要的实体如帝国、民族国家或多国公司决定的”。①其次是系统性变革，指国际体系中控制和统治形式的变化，主要是“统治某个特定国际体系的那些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或帝国的兴衰”，②这里明显是指实力消长或曰格局的变化。再次是互动的变化，指国际体系行动者之间有规律的进程或互动形式发生变化，或者说是“具体体现在国际体系中权利和规则的变化”。③对这三种涉及国际体系的变化，吉尔平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予以表述（表-1）：

      

      在这三种体系转型类型中，只有第一种是体系本体转型，其他两种变化都是体系内部的变化。他认为要区分这三种类型并不容易，因为“体系的变更同时也涉及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而且，国家间互动这个层次的变化……可能是系统性变化甚至是体系变更的前兆。”④这种思考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体系本体变化很可能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亦即过程孕育了体系的本体蜕变和再生。但是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或是理性类型，这三种变化的区分仍然是可行的，而且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首先在于吉尔平对于体系自身转型做出了根本的界定，这就是体系单位性质的变化。“单位质变”是体系转型的基本判断标准。帝国是完全不同于民族国家的体系单位，因为帝国的性质不包含主权的规范和领土的原则。他在对于体系变更的解释中专门指出，只有第一种变化涉及一系列不同的主要行动者的体系变更，所以也就意味着该体系界限的变更。⑤

      在吉尔平提出体系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体系单位的质变这一重要论断之后，对体系本体变化的研究反映了对这一论断有意或是无意的应用。许田波对中国体系转型的研究即是一例。她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如何从先秦时期的准国际体系转向大一统体系的。虽然研究重点是这种体系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但对于体系变化的界定则是准主权国家（诸侯国）的消失和大一统帝国的建立。⑥中华帝国体系是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系，界定诸侯国的规范和原则不复存在，诸侯国自然也不存在。中央一统下的行政区域代替了原先诸侯鼎立的纷争局面。

      鲁杰对体系转型的研究也探讨了体系单位的性质变化这一问题。他认为，华尔兹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是不包含转型的逻辑(logic of transformation)。华尔兹理论只有两种类型的变化，一是实力分布的变化，比如从两极到多极或是从多极到两极；二是从无政府状态到统治状态的变化，这其实还是一种实力分布的变化。华尔兹缺乏的是关于体系单位的理论，因而也就无法产生体系本体变化的理论。正因为如此，鲁杰认为华尔兹无法解释罗马帝国的解体和领土国家的诞生，无法解释从中世纪国际体系到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型，也无法解释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型。⑦鲁杰提出，体系单位的不同主要在于国际体系中基本制度的不同，是主权制度使领土国家成为可能、得以确立，也使得中世纪欧洲国际体系转化为现代国际体系。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