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09-05-27]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0)02-0133-10 一个实证主义和美式方法论的“幽灵”正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徘徊。如果这个幽灵得其所愿，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将注定进入一种苍白地模仿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状态。而且，如果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屈从于压力而以“严格(rigor)”和“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s)”为标准进行研究的话，那么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与除作为极少数派的美国学界(它们对与非美国学界进行对话一事并无特别的兴趣)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学者对话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制约。笔者从与某些中国学者的闲谈中得知，一些留美归来的中国学者断言实证主义和“美式”形式建模(formal modeling)研究法胜过其他研究法。这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本文赞成反思主义研究路径(reflectivist approach)，即拒绝国际关系研究中实证主义的谬伪和所谓“科学”的美式主张，呼吁中国学者不要痴迷于美国学界的资金实力和慷慨大方，要认识到在美国之外，国际关系理论建设还有更多令人感兴趣的发展动向。 一 理论的作用 对理论的作用与地位的反思居于国际关系学的心脏位置。正如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声称的：“如果我们不预设某种基本结构的话，就不能定义全球政治中的某个问题。这种基本结构由重要的实体和实体间重要的关系形式(比如理论建设)所构成。”①但是有人说国际关系学科是“最后一个被元理论遗忘的角落”，②还有人对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看不见理论”和“理论基础的全面缺乏”等现象表示痛惜。③这种缺失在中国学界尤为明显，因为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元理论的反思仍付诸阙如，由此导致中国学者用一种不发达的路径也就是美式方法论来从事研究。 在理论建设层面，中国学界有所进步。那些不属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工作——受法兰克福学派启示的批判理论、新葛兰西主义、英国学派或女性主义——目前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既然如此，在研究中绕向或转向与元理论有关的问题就是重要且必须之事，这也是对中国国际关系学未来发展的一大贡献。 二 实证主义与国际关系学 承认实证主义长期以来主宰了国际关系学界是很重要的。④虽然在全球范围内非实证主义研究成果有所增加，但实证主义仍是主流路径，国际关系学仍被“那些资金充裕、对后实证主义批评毫不理会、回避哲学讨论并继续做自己研究的学者”所主宰。⑤这种状况同时也出现在经济学界，经济学被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一位学者说：“实证经济学属于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探索，是对客观上是什么的一种陈述，而不探讨你或其他人的价值观或主观感受……规范经济学是包含有或暗或明价值判断的经济分析。”⑥主张价值中立的“解释”强有力地表明，研究者要假定一种认识论上的确定性立场，但“问题在于得自于经验观察的事实必定被观察者的特殊性所扭曲”。⑦既然如此，实证主义理论建构的基本假定和弱点何在？它们与国际关系学又有何关联呢？ 这种理论建构方式的主要错误可能在于其缺乏反思性。在客观主义认识论范围内，人们无须关注作为所有科学探索基础的、未阐明的预设是什么。⑧这种客观主义的确主张把客体与观察者分离开来，正如一位学者所批评的那样，“科学家通常抱有一种天真的信念：如果他们能发现关于某个问题的足够的事实，那么这些事实就会以某种方式达成一种富有说服力的、正确的答案。(然而)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及其倾向于接受的答案，都以他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知识、社会和经济环境为前提条件”。⑨ 有人假定，问题的提出只与社会探索有关，科学和科学方法论是非问题性(nonproblematic)的，这种假定令人怀疑。一位学者指出，研究方法和检验技术由阐述性范式所引领，因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探索逻辑是相同的。⑩然而，知识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代表了各种利益，这些利益通过特定的阐述方法和本体假定显现出来。简言之，科学是由学术共同体执行的社会行动，经由社会建构，决不是“客观的”，虽然实证主义科学家总是致力于通过诉诸“客观”、“中立”和“解释”来隐藏原初问题群背后的现实社会利益。在实证主义者的研究框架中有控制和主宰的硬核，这一点非常重要。(11)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在这两门学科中，那些支持现状结构的学者“通过声称建构性(也就是替代性的)描述是‘有偏见的’、‘不科学的’而且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事实来抵制对传统描述的威胁。而且，他们用这种现实不断地、工具主义式地实现和维持支配地位”。(12) 这种做法如何影响学术界呢？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通过诉诸“事实”，质疑和/或拒绝替代性研究计划，来推广并嵌入一种特定的话语，把他人对“可接受的”研究计划的批判变成一种本身不合法的行动。毫无疑问，“某种常识一旦建立起来，理论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因为它们不但勾画出认识的范围，而且还勾画出明智的谈论或建议的范围……定义常识因此是政治权力的终极目标”。(13)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支撑理论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所推广、维持和挑战的社会形式来理解理论建构。(14)的确，“理论总是服务于一些人和一些目的。所有的理论都有独特的视角。视角源于时空的定位，特别是社会和政治时空的定位”。(15)并不是说这个时空位置必将导致相对论(relativism)。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虽然知识基于历史和限于利益，但它能够从一个关于真理的主体间共识理论中生成：真理的主张通过终将达成共识的理性的讨论得以解决。(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