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6-0053-05 美国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有别于教会宗教或卢梭提倡的神权政治①。其基本性质如托克维尔所说：“宗教本身在美国主要是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条发生统治作用。”②美国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恩宠者”，形成一种“上帝恩宠论”，这便是美国“公民宗教”的逻辑起点。美国“公民宗教”还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宗教色彩的“国民宗教”，因为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它是一种文化的、神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派的复合模式③，显然，它与某一教派为主体的教会宗教或某种已经成为国教的宗教政治相区分。这种特质的美国“公民宗教”，是美国外交坚持“美国优先”基本理念并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 美国“公民宗教”所执守的“上帝恩宠论”，是一种通过“上帝”符号对美国立国理论进行了实用主义假设的泛宗教信仰。正因如此，美国“公民宗教”则有可能超越宪法原则之“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之墙，而对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外交政策的产生重要影响。换句话说，美国“公民宗教”在逻辑原点上能够含摄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支撑“美国至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建立其“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基准，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引导着当代美国教会宗教一种“政治宗教”的反世俗化走向。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美国外交中“一方面坚持人权平等的普适价值观、另一方面人为地设定人类差别”④152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及其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超越“分离之墙”而影响外交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其“不得确立国教条款”限制了国家以法律形式确立官方宗教；其“信教自由条款”保证了所有宗教派别的平等发展甚至竞争。1802年托马斯·杰斐逊进一步提出“建立一道教会与国家（机器）的分离之墙”⑤。由此，所谓“政教分离”成了美国国父们为在美国建立民主性质之“有限政府”的基本政治理念。就其内容来看，一方面，“政教分离”给予美国各教派以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教会势力乃至传统宗教意志对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之权力产生影响甚至干预。因此，“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实质上是一个在限制政府干预教会之权力背后，同样限制教会干预政府之权力的“双面制约”之墙。但是，在实践中美国外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教会势力的影响，却从未避免过宗教概念对它的影响。其原因在于，“政教分离”仅限于将国家机器与教会势力相分离，却没有也无法限制政治制度、外交策略与宗教概念之间长期相互依存的复杂联系。 美国历史上，马丁·路德·金以牧师身份领导民众争取自由的民权运动，开启了教会通过教会运动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先例。但是，这种努力并非一种对“分离之墙”的超越，而是对“分离之墙”的撞击或突破。从现象上看，当代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及多元化美国新兴宗教的一系列社会参与活动，其目的无不为着企图影响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及外交决策。这种现象显然是一种对美国“公民宗教”实然超越“分离之墙”的联动或附和。历来，美国国父们都努力将《旧约》中的“契约”精神引入美国，让美国人民能够充分相信美国是上帝唯一所选的至善之国、美国人都是上帝恩宠的选民。这种“公民宗教”的理论预设，造就了今天的“美国精神”，并在“分离之墙”之外一直对美国外交发挥着引导作用。美国外交也就此理直气壮地以“美国优先”这个基准去承担对全人类扬善抑恶的天赋权责。所以说，美国的“公民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与“分离之墙”并不相干，另一方面则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理念。 1976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N.Bellah)首先提出了“美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公民宗教’”⑥的断言。这是一种宗教现象学分析结论。实际上，“分离之墙”所限制的场域，总是远远小于“公民宗教”影响美国外交的场域。至于为什么要建立“分离之墙”，其中很大的潜在原因是为了让“公民宗教”不被混同于教会宗教并且不被教会宗教所利用，从而能够真正发挥“美国至上”精神对整个世界的辐射力量。这显然也是一种对于“基督教至上”或“天主教至上”的否定。因此，就美国外交的影响力而言，美国政府因为拥有“公民宗教”所提供的“美国精神”，便有可能回避“政教分离”宪法原则的约束，不至于对宗教思想统治下的整个西方世界失语。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原先是以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实现“双方限权”这个目的而产生的，当时人们没有也不会去追究它的“逻辑原点”。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问题。如同大多数社会现象那样，渐渐后续显现的一些理性观念，往往反而能够成为这些现象之所以如此这般的逻辑起点。也就是说，尽管“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出现很早，但其浮如中空，人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它的逻辑原点。晚些时候出现的美国“公民宗教”，实际上可以超越“政教分离”之宪法原则之前充当它的逻辑原点。这样一来，“政教分离”就自然地成了一种在“上帝观念”统摄之下的“形式分离”，而政府机构与教会组织之间表面对抗所形成的张力，反而反映出了美国政治与宗教之间从来就不曾断离过的实际依存关系，这甚至揭示了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早就存在的趋同性。这也许就是贝拉等一批美国“公民宗教”倡导者提升美国宪政及其外交影响力的希望与努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