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存在着一个客观且普遍适用的“恐怖主义”概念。这种观点在“9·11”之后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尤为突出。恐怖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来实现广泛的政治目标，在此过程中无辜的平民成为袭击的任意目标。此外，恐怖主义还具备一种向被袭击者以外传播的或象征性的作用。因此，使用“恐怖分子”一词或强调“恐怖主义”现象的绝大多数学者、决策者和政治家，都倾向于认为其含义是唯一的，反过来说，其他任何不同的用法都一律不予以考虑。其实，各种“学派”针对“恐怖主义”的本质和概念提出了更多方面和多元的观点。 尽管关于恐怖主义的观点有重叠之处，但本文要探讨的是“恐怖主义”的四个主要范式，即权威或主流论、激进论、相对主义论和建构主义论的内容是什么。尽管权威或主流论在学界、情报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本文要论证的是，建构主义论是最为准确的。这是因为，它对其他三种观点的要素和论点加以整合和建构，并且尝试创建一个新的解读恐怖主义的观点，能够最终反映那些国家尤其是作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霸权国家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建构主义论最有力地说明了，狭隘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特别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或霸权国家的战略和安全关切，在所有关于“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权威或主流论 尽管主流论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特别是在西方世界变得更加突出，但是用特定的词描述和简化具体个人的行为仍然是其不变的组成部分。这样一来，那些制造恐怖袭击或者至少采取了反西方行动的人，就不单单是被误导了，而确实是“邪恶的”和“野蛮的”。这些措词曾经常被用来指19世纪末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当时的俄国革命组织“民意党”被认为不仅是沙皇政权的威胁，而且是威胁整个文明世界的一个全球性运动。这一观点在差不多100年后的“9·11”袭击前达到了顶峰。 在整整100年前，我们听到过类似的呼吁。1901年9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总统威廉·麦金利，促使新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起了一场在各地消灭恐怖主义的世界性讨伐。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抓住这个机会，号召了第一次保卫文明的国际讨伐。“无政府危害全人类，所有人应该联合起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应该通过所有文明国家间签署的条约宣布……无政府主义是违反各国法律的犯罪。” 尽管认为受恐怖主义鼓惑的人采取了“邪恶的”和“野蛮的”行为的观点历史上就有，但这一观点在后“9·11”时代却受到极大的触动。其主要目的不再是弄清楚或解释某个恐怖分子的动机，或者恐怖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而是要去刻画“一个刻板的邪恶的宗教狂热分子的形象，在粗暴地攻击一个被动的、沉睡的民主巨人”。由于对事件的起因视而不见是常见的，甚至是不碍事的，所以许多学者反而只关注于人性和那些采取这种不人道行为的离经叛道者。 主流论的另一层意思不仅是要谴责这种伎俩不道德或邪恶，而且是要论证这种策略无法实现“恐怖主义”组织更广泛的目标。沃尔特·拉克认为，当针对某个国家时，恐怖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成功……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削弱这个国家、改变其政策或者影响其行动方针”。更具体地说，他宣称：“没有一个政府被恐怖主义行动所推翻。”米歇尔·沃泽尔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恐怖主义从没有带来它向追随者所承诺的实际结果。 尽管权威论强调了恐怖主义非理性和不现实的本质，但最后同样认为“9·11”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恐怖主义时代的到来。支持这种“新恐怖主义”观点的人常常把“虚无主义”思想与当代恐怖主义组织（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敌人，即激进伊斯兰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破坏性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这种主流论的言论包含着对这种徒劳的和非理性的行动的道义谴责和评论，主要针对的是当今国际体系中西方的主要敌人。因此，对许多作者来说，对激进伊斯兰运动的详尽描述与对当代恐怖主义现象最学术化的考察，已变成一个意思了。尽管声称是客观的说法，但它所用的诸如“善与恶”和“邪恶帝国”等措词，与前些年里根说苏联的那些话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在冷战时期，苏联是西方的主要对手，因此也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 激进论 激进论尤以学者为代表，如诺曼·乔姆斯基、卡尔·博格斯和理查德·福尔克。他们认为，尽管“9·11”事件是悲惨和不幸的，但美国一直并仍将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如果把“恐怖主义”最明确地界定为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那么，从拉美到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手上沾满了那么多无辜者的鲜血。在乔姆斯基看来，即便赞同官方的恐怖定义……也会得出美国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的结论。博格斯更是干脆地宣称：“大量事例证明，毫无疑问，美国必须被看作是恐怖主义迄今为止最有组织的践行者。” 主流论除了认为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以外，还坚信恐怖主义不能成功地实现其总体目标和袭击者自己的目标。一方面，学者们如福尔克宣称，从历史上看这种观点根本无法证实；但在某些情况下，恐怖主义行为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对苦难的关注并可能促使对手作出让步，这也是事实。可以说，英国在一战后决定退出爱尔兰、二战后决定退出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都是其对手的恐怖战术导致的。当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败也部分是革命民族主义者发动恐怖主义挑战的后果。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运用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对实现这些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就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恐怖组织（如利库德集团）为例，它们的成功使其成为第三世界的其他“恐怖分子”效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