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12-0006-11 一 引言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蔓延，在被阿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称为“分裂的时代”①中，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国家间冲突造成的威胁远远不如国家内部失序产生的危害。如今，对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更多的是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②据统计，1985～1999年间，全世界至少有52个国家存在分裂主义的问题；③1990～2007年，分裂主义催生了25个被国际所承认的新国家，但是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和纷争。④ 虽然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分裂主义的挑战，国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但是目前对分裂主义的概念仍缺乏一个统一的界定。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对各种定义方式做具体引介而暂将分裂主义定义为：现存国家的一部分人口在所属国家的反对下，将其居住的地域从现属国家脱离，建立一个新的独立实体或并入其他国家的系统思想和行为。 某一地域领土、人口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统一是分裂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集中于某一地域内的民族、宗教、政治和文化群体常常成为分裂主义的主体。由于主体的差异，分裂主义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由于当前的分裂主义主要是民族型的分裂主义，所以本文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二 分裂主义的国际化 相对于国外分裂主义研究的进展，⑤中国虽然面临着分裂主义的严峻挑战，但学界对分裂主义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从国际化的视角对分裂主义进行分析。⑥ 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乃至于民族、宗教问题并不具有必然的内部性，在很多层面上会表现出外向的特征。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各行为主体互动的过程，一国内部的政治、民族、宗教问题也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逐渐走向国际化的。但是，国际化现在已成为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凡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事物，都常用国际化来加以描述，对此，我们不拟进行评述。但具体到“分裂主义国际化”这一命题时，就不能使用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应该赋予其具体的内涵或者说判定标准。 从国际环境的视角来看，不同的主体以不同的动机介入到一国内部的分裂主义问题中，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1)国家政治干涉型。国家对外国分裂主义的政治干涉主要是源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考虑。这种干涉常常导致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危机甚至是战争。这方面最为明显的案例是科索沃问题中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多种国际力量的干涉和介入。 (2)民族、宗教联系型。基于民族情感的原因或是推进泛民族主义等目的，跨国民族团体、民族亲缘国往往倾向于支持其他国家内的同族分裂主义，而这种冲突必然导致一国内部分裂主义冲突的蔓延和扩大。在科索沃、北爱尔兰、斯里兰卡泰米尔地区、中东库尔德问题等分裂主义案例中，均存在着跨国民族推动的因素。与之相类似的是宗教联系型的国际化，主要是指由于宗教联系的纽带，与分裂主义者存在共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及宗教组织介入分裂主义运动。宗教亲缘国与集团对分裂主义的支持活动在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德国、奥地利、梵蒂冈等欧洲基督教国家和集团站在克罗地亚人一边，俄罗斯、希腊等东正教国家和集团支持塞尔维亚人，而最广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结”是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和集团对穆族的支持和援助。 (3)散居者支持型。谋求分裂群体中的大量海外散居者的活动，推动了分裂主义问题的国际化。一方面，散居者通过募集资金、筹集物资、招募人员等方式直接为民族“母国”的分裂主义组织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散居者通过舆论宣传、政治游说等活动影响国际社会对该分裂主义问题的认知甚至是民族“东道国”对“母国”的外交政策。例如，斯里兰卡国内的民族冲突致使近50万泰米尔人流亡、散居海外，正是他们成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海外活动网络建立的基础。车臣的分裂主义得到了散居在土耳其、约旦等国的车臣人的广泛支持，他们为分裂势力筹集资金、购买武器，甚至是派志愿者参与对俄罗斯政府军的战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海外传递受干扰的过程中，散居海外的“藏独”分子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世维会”等海外“疆独”组织加强了对海外维吾尔族的文化整合、政治动员甚至是培训，这可能对中国的反“疆独”斗争构成新的挑战。 (4)联合国介入型。当分裂主义冲突不断加剧、局势失控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常常为了安全、秩序和人道主义的需要而进行介入。在对分裂主义冲突的协调中，虽然在维护相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进行政治解决是联合国的主要原则之一，但也间接地提高了分裂主义组织的影响和对话身份。联合国首次介入分裂主义冲突的案例是1961年对刚果加丹加省分裂主义的介入。在该案例中，联合国明确了其反对分裂主义的基本原则。⑦此后，在对待塞浦路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马其顿等国分裂主义问题上，联合国的态度均未发生明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