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发展奇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一明显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日本的快速复兴，并使之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明显地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挥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为了加强政治领导能力、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日本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制度改革，开始推动日本模式的转型。但是，这些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致使日本在应对危机和模式重建过程中成效甚微、步履维艰。本文将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的政治与行政改革为研究对象，借鉴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日本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力与进程、特点与后果，探寻日本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加深对日本政治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的认识。 模式转型的背景与动力 日本在经过战后的改革与调整之后，经济迅速恢复，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超过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大主题。在分析和探讨日本发展的深层原因和基本轨迹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日本发展的异质特征，认为存在着独特的日本发展模式。在提炼和概括日本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要素时，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专业特征和个人偏好进行了许多富有启发和各具特色的分析和研究。①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模式的核心特征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宏观政治环境，日本在经历战后初期的政治动荡与混乱之后逐步走向稳定。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组建新的自由民主党，加之同年革新势力实现联合组建的社会党，最终形成了以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相互对立为主要特征的“1955年体制”。虽然是议会民主制下的多党竞争、两党对垒，但是社会党一直未能问鼎政权，保守的自由民主党则长期连续执政达到38年之久。在竞争性的民主政治体制下，自民党之所以能够实现长期统治，除了冷战背景下美国的支持等外部要素，最为关键的原因是自民党确立了重经济、轻军备的保守本流路线，并成功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国民在基本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之后，更加倾向于支持现存政权。 第二，官僚层的支配地位与行政指导。虽然自民党长期执政，但由于日本深厚的官僚统治传统和战后特殊的占领政策，在日本决策过程中官僚长期占据支配地位，享有一定的优势。在推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日本官僚积极收集各国经济情报，仔细分析世界经济走势，及时制定和调整相关产业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产业升级，为创造日本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曾经指出：“统治日本的是国家官僚精英。他们从全国最好的法学院的高材生中选拔；其任用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不受选举结果的影响，而首相能够任命的只有大约二十来个大臣和长官。官僚起草几乎所有的法律、法令、命令、法规以及许可，并通过它们对社会进行统治。”②日本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和创造发展奇迹的具体方式就是行政指导，其本质特征在于有关政府机构或主管官员通过提供或者撤销、增加或者减少贷款、赠款、补助等优惠待遇诱导私营企业或个人采取或者停止某些行为。这种行政指导的方法虽然在其他国家也有，但正如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所说：“这是一种在日本比在其他国家更能被普遍接受和有深远基础的行政管理办法。”③ 第三，合作型的政官关系与政策协调。在自民党确立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政府官僚具体制定产业政策并进行行政指导的过程中，在日本的政官之间和官民之间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和谐合作的关系。美国著名的日本专家埃德温·赖肖尔在论述战后日本政界、官界和财界的关系时指出：“官僚当然处于政治家的最终控制之下，但是很多政治家自己就是官僚出身，与官僚和商界巨头在中学和大学是同班同学。这三个集团形成一种老朋友的融洽集合体，非常适合相互合作。”④当然，这不是说日本的政官之间就没有矛盾和冲突。事实上，在具体考察日本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时，我们可以发现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执政党内部的各派系之间、执政党与各个行政省厅之间以及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存在许多的对立和斗争。尽管如此，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特别是在“1955年体制”下，日本的政官关系比较和谐与融洽，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在这种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日本的政官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政策协调机制，一些政治家与特定官厅保持密切关系，互通信息，协调立场。 但是，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和冷战结束之后，原来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就面临全新的环境和严峻的挑战，日本不得不谋求改革并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型。 制度改革与模式转型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历届内阁都力图通过制度改革和模式重建来摆脱危机、推动增长和走向繁荣。1993年自民党被迫下野后成立的细川内阁以政治改革为历史使命，推动了相关法案的通过。1996年桥本龙太郎上台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改革，制定并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案》，使日本的行政制度发生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在2001年到2006年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的制度改革和模式转型更是在“结构改革”的口号下大张旗鼓地得到了推进。日本的制度改革持续时间长、涉及领域多、产生影响大，这里仅从政治学的角度重点讨论三大方面的改革及其对政党政治、官僚体制和政官关系的影响。 第一，选举制度改革。 1994年1月29日众、参两院通过了政治改革的相关法案，其核心课题就是选举制度改革，主要是在众议院议员选举过程中把原来的中选区制度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众议院议员的名额从511名减为500名，其中在小选区选举产生300名，在比例代表区选举产生200名。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日本全国划分为300个小选区和11个比例代表区，小选区各选举一名议员，比例代表区按照政党得票产生数量不等的多名议员。2000年2月国会通过法案削减20个比例代表区的名额，因而众议院议员的总额进一步降为480名。同年10月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了对参议院议员选举进行改革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在参议院议员选举比例代表区中实施非拘束名簿制，规定选民投票时既可以写政党的名称，也可以直接填写候选人的名字，并将参议院议员总额从252个减少到242个，其中选举区减少6个，比例代表区减少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