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当选的日本鸠山政府作为“中道左派”政权，正在进行“中道”外交的实践。日本“中道”外交构想源于战后吉田路线，21世纪初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逐步从构想层面走向了政策前台。定位为“中道”外交的日本外交新战略，其核心是解决其对美对亚政策的平衡，最终实现日本的“自主外交”目标，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大国”。由于“中道”外交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及其挑战性，特别是其政策实践过程中显示出的对美、对华政策新的变革，引起世人高度关注。 一、日本“中道”外交战略溯源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兴起了今后走“中间道路”的战略再思考。日本自由主义战略家们提出，日本可以定位为“中道”国家，与东盟、澳大利亚等国一起，共同提出“中间国家方案”，以提高日本的话语权，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① 日本的所谓“中道”外交，其本质是不将日本置于国际安全保障的中心位置，与大国间政治拉开距离，在中间领域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②实行“中道”外交战略就是，在日本传统外交三原则(对联合国外交、对美国外交、对亚洲外交)上，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和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应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今后在加强联合国外交的前提下，中日美的三角形关系图应从相互牵制的模式转变为相互依存、公平竞争的稳定结构，即美日同盟加上中日协商。日本“中道”外交思想的出现，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日本“中道政治”的发展。所谓“中道政治”广义上是指既不偏左也不偏右，重视国内社会调和、重视国际社会协调。中道政治在日本的发展使得日本各主要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缩小，从而造就了战后自民党一党单独执政38年的历史。日本“中道政治”的发展伴随着日本中道政党的发展，特别是战后自民党为了巩固其长期统治，争取中间选民调整政策、有意缩小与反对党之间的政策分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中道政治”最初来自日本公明党纲领的理论基础——中道主义和人性社会主义，具体内容包括：把人视为最高价值和目的的人性主义；把社会看成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宗教等组成的多极结构的总体主义；主张通过议会制民主实现社会变革的渐进主义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战后日本各政党的理念、政策不同，以公明党、民社党为代表的中道政党主张建立中道政治、不拘泥意识形态；执政的自民党作为保守党，则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坚持维持和发展现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而日本革新政党(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变革。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公明党、民社党、社会民主联合等一些小党派倡导“中道政治”，但其理念不占据当时日本政治社会的主流。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上半期，当时的执政党自民党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进行政策调整，试图缩小与在野党社会党等的政策差异，“中道政治”得到迅速发展。自民党在70年代还曾试图与民社党联合建立中道新党，但由于两党之间的政策分歧太大，未能实现这一构想。此后，自民党采纳当时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在福利、劳动、环境等方面的政策，缩小两党的政策分歧，推进“中道政治”。自民党的这一做法对巩固其执政地位，抑制社会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欧美许多执政党倡导第三条道路，扬弃了市场万能主义与计划万能主义，整顿了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如英国工党的布莱尔政权，德国社民党的施罗德政权均实行了自由主义的中道路线。一时间，挪威的劳动党、中央党、社会党，瑞典的社会民主劳动党、绿党，丹麦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纷纷效仿。“中道政治”在欧美国家的迅猛发展对日本政治产生较大影响。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道政治”逐步在日本占据主流地位。 1996年日本民主党开始实施“中道政治”，顺应了当时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民主党原官房长官熊谷弘认为，正如美国的克林顿政权或英国的布莱尔政权一样，“中道政治”是世界的一大潮流，民主党的努力方向应是确立解决社会保障与失业问题为支柱的、充分反映民意的“日本型中道政治路线”。③小泽一郎前代表率领的民主党也主张“和平、安定、调和、人道、中道”的政治理念。日本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的中道化倾向不断发展使两者的政策趋于接近。为了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作为保守政党的自民党除了组织在传统的农村或地方的选举外，还有意淡化保守色彩，大规模开展都市大众型选举，以争得城市选民的支持。民主党也改变了原来的一味“全盘反对”自民党政策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采取类似自民党的政策，从而出现“自民党也好民主党也好政策相似”的情况。④ 战后以来，随着日本“中道政治”的发展，日本各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已不大，从而提高了各党派之间的政策协调能力和协调可能性，为日本执政党顺利推行内外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并成为日本“中道”外交战略形成、丰富与发展的强有力的内在因素。 二是对冷战后日本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综合判断。冷战后，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下维持了长达60多年的和平发展，并一直保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经济大国地位，因而在东亚具有强大的地缘经济优势。但日本始终未能实现政治大国的抱负，形成所谓“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国家地位，其原因主要是，战后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1955体制”下，自民党政府长期执行模糊国家身份认同、淡化国家主体意识的“对美一边倒政策”，形成了相对缺乏自主外交意识的惯性思维。⑤日本的战后体系建立在两大支柱上：一是美日同盟，日本战后一直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二是坚决捍卫日美同盟的自民党政权。在美日同盟的安全框架下，日本致力于经济优先的发展道路，早在1968年就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此后并一直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其辉煌的经济成就相比明显不对称。战后在麦克阿瑟主导的占领体制下，日本的本国防卫等受到很大制约，日本在安全上陷入了完全依赖美国的局面。旧金山条约1952年4月生效后，日本恢复了独立地位，由于当时世界进入了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日本与美国结成同盟。吉田路线提出“轻武装、重经济”的政策，同时在外交上规定“反共、重视对美关系”，从而使得“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合法化。冷战期间，日美间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从属美国”的外交政策被视为日本外交的成功经验。日本认为，被美国保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用自身的视角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意识逐步淡化。如此一来，“放弃自立思考”、“从属美国”成为战后以来日本外交的本质特征，在国际社会日本被认为是“美国事实上的保护国”⑥，缺乏自主国家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