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9)05-0034-08 相互依赖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从国际经济现象中发现、总结出来，尔后由国际政治学者应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从那以后，不断有学者在深化、丰富、发展和求证这个理论。今天人们热议的“全球化”可以理解为相互依赖在程度和范围上的深化和拓展。那么，到目前为止，相互依赖理论经历了哪些变化？其内在逻辑是什么？其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如何？如何正确评价它？本文拟对这四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理解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概念工具之一。不过，相互依赖是一个没有公认定义的词。按照最通常的意思，相互依赖关系是指利益上的一种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他国家也要受这种变化的影响[1](p.537)。 学术界对相互依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不断深化、扩大。最初，主要是从经济上理解相互依赖。理查德·库珀是最早从理论上研究相互依赖的经济学家，第一个提出相互依赖的概念。他给相互依赖下的定义是：“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他强调，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是正确了解和把握国与国关系的关键[2](p.58)。 目前，学界已从早期的对经济上单一的相互依存研究发展到现今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生态、环保等多元的相互依存研究，对相互依赖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越来越全面、深入。约瑟夫·奈(Joseph S.Nye)认为，可以从根源、收益、相对成本、对称性四个方面来对相互依赖的情势加以分析[3](pp.275-283)。从根源上说，相互依赖既可以产生于物质现象（比如在自然界），也可产生于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或认知的）现象。物质上和社会上的相互依赖经常是同时存在的。从收益上说，相互依赖既包含竞争性的零和内容，也包含合作性的正和内容。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只从双赢或者正和的角度认识相互依赖，即每个人都获益、都比过去过得好，由此认为，随着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合作将取代竞争。这是不全面、不完全符合现实的。从成本上看，相互依赖的成本包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依赖效应的强度与速度，也就是说，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引起另一个部分发生变化。脆弱性指的是改变一个相互依赖体系结构的相对成本。它指逃离体系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对称性指的是和不平衡依赖相对应的相对平衡或者不平衡的情势。依赖性小可以是权力的一个源泉。如果两个当事方相互依赖，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较小，只要双方看重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就有某种权力。不对称性是相互依赖政治的核心。完美的对称现象是极其罕见的，只有一方依赖另一方的那种绝对不平衡的情况也同样是十分少见的。 本文所论述的相互依赖，是从政治角度着眼的。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4](p.9)。 二、从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平论到有条件的相互依赖合作论 虽然，相互依赖理论研究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不过，追根溯源，相互依赖思想的提出很早就开始了。根据对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和平的关系理解的不同，按其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平论和有条件的相互依赖合作论。 （一）无条件的相互依赖和平论。无条件相互依赖和平论认为，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国家间的冲突、战争必然会减少、缓解，国际合作、和平必定实现，其代表性的观点是“贸易和平论”。“贸易和平论”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其根源是商业自由主义。早在17世纪初，艾默里克·克略西（Emeric Crucé）就指出：“在获得启蒙之后，经济人之间的互动会导向国家的相互依赖与和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阿贝·德·圣—皮埃尔、康德也在不同程度上论述了“贸易的天然效应将导向和平”的观点。其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杰里米·边沁、理查德·科布登、诺曼·安吉尔等人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 一般认为，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著名学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是“贸易和平论”的首创者[5]。科氏承袭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并根据19世纪上半期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提出了自由贸易与和平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依据他的分析，自由贸易对各参与国家具有巨大的“纽合”作用，这种作用“使得每一方同等程度地热衷于寻求给对方带来繁荣和幸福”，战争的选择自然相应降到次要的地位。他说：“我确实相信‘自由贸易’的原则的目的是要从道德方面改善世界上的各种关系”，“如果我们能使世界免于实际存在的战争，我相信‘贸易’将作到这一点”。他进而认为，消除贸易壁垒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甚至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的完全消失[5]。 关于贸易会带来和平的传统观点，在英国学者诺尔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大错觉》这本著作中被极大的发挥。安吉尔赞同科布登“贸易纽带”的学说，并进一步从比较成本的角度，论证了贸易与和平的相关关系。他指出，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化，每个国家都将面临一种选择，即，是选择和平贸易的“新思维”，不是选择权利政治的“旧方法”。他认为，虽然战争在过去是有利可图的，但由于现代战争能摧毁贸易纽带，因而无异于一种“商业自杀”行为。他解释说，战争之所以仍然不断发生，是因为“战争有利可图”的观念对参与国决策者的影响。如果决策者认识不到与贸易收益相比战争的“无利可图性”，他们就很可能通过诉诸战争来谋取利益。而一旦人们认识到战争除了意味着集体自杀而别无意义时，和平就有可能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安吉尔的论著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的1910年。当时他已经论证了，在工业时代，战争已然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按照他的说法，历史表明，即使战争的胜利好像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好处。这也不过是一种假象。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普法战争后，由于战败的法国不得不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从而使德国人捞取了大量的好处，但安吉尔却指出，战争赔款实际上诱发了一场通货膨胀，因而给德国经济造成了损害。他认为，不论是为了发动战争，还是为了军事防御而进行耗资不菲的帝国主义备战行动，都不可能使任何国家真正改善其经济地位。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它的灾难性后果，则再一次向人们昭示了现代战争是无利可图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