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之后，许多学者对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提出了普遍质疑。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古典现实主义逐渐兴起并成为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最为活跃的理论分支之一，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广泛关注。①但是，一些学者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归属仍然存疑，认为这一理论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向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学派靠拢或妥协，导致了现实主义的退化。由于存在这种批评，在认识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新兴理论时，我们首先有必要准确判断其理论归属和理论定位，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学理空间。 近年来，有关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学术特点、代表人物、研究成果等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发表了不少相关评介和论述。②不过，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归属和学理定位问题，国内学界还缺乏清晰的探讨。鉴于此，本文拟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否属于现实主义理论传统？如何从学理上对这一理论进行定位？该理论是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本文第一部分概述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质疑，第二部分判断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否归属于现实主义阵营，第三部分探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学理定位，最后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为一个独立研究纲领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质疑与争论 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任何新兴学术思想和理论都是在激烈争议和批判中成长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不例外。自从这一理论分支兴起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认为它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倒向了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使得现实主义在整体上走向退步。在这些质疑中，莱格罗(Jeffery Legro)、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以及瓦斯克斯(John Vasquez)等人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在《还有人是现实主义者吗？》这篇颇具争议的文章中，莱格罗和莫劳夫奇克认为，作为一个“理论范式”(theoretical paradigm)的现实主义有三个核心假定：首先，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在本质上是理性、一元的；其次，国家偏好是确定的、一贯冲突的；最后，在国际结构方面，物质能力是第一重要的。③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批现实主义学者的著述，莱格罗等人认为，现实主义正在逐渐把其他理论的核心概念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由此破坏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出现了背离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严重问题。基于这种判断，莱格罗等人声称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是现实主义者了。 仔细考察莱格罗等人的批评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其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严密的、统一的科学理论。在分析结构上，莱格罗和莫劳夫奇克谋求在现实主义内确立拱卫范式的“核心假定”，然后框定“现实主义范式”内各个离散的理论分支，进而保证范式的统合和一体。④这种分析在本质上意味着对内部分支众多的现实主义进行“理论综合”(theory synthesis)，将现实主义人为规定为一种整齐划一的范式。⑤但实际的情况是，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family of theories)。正如吉尔平所说，现实主义是一种悠久的思想传统或学派，其中包含诸多离散的理论分支。⑥也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学派之所以得名，不在于它们存在一组不变的“核心假定”，而是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存在着共性。⑦莱格罗和莫劳夫奇克认为，当代现实主义学者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等变量也纳入其研究范畴，这不仅仅是利用特设性变量来修补理论反常，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已经彻底地接受了其他范式的论据和变量。这一观点错误地认为现实主义主张国家仅仅注重物质能力，也误解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精英感知和国内结构的理解，曲解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⑧ 与上述观点类似，瓦斯克斯也对新古典现实主义表示质疑。瓦斯克斯主要从研究纲领的角度来评估新古典现实主义，尤其是关于国家是否采取制衡行为的研究，他认为这一理论纳入了结构以外的变量，而且并没有解释新颖的事实，因此不是一个进步的“理论转变”(theory shift)。⑨按照他的观点，在现实主义理论家族中，新古典现实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是纵向的继承关系，而非横向的并列关系。 然而，瓦斯克斯的评估明显失当。其一，他把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纳入同一个研究纲领，并且把新古典现实主义看做是结构现实主义内部的自我修补。实际上，二者存在巨大差异，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核。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谋求建立一种外交政策理论，研究国家如何应对国际环境的行为，制定特定的外交政策，这与结构现实主义以国际结果为研究对象、建构国际政治理论的定位有着本质的不同；⑩其二，瓦斯克斯把结构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运用等同于理论建构本身。理论建构的目的在于适当简化繁杂的因果关系，发现并解释其中的规律，进而建立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理论应用则是对理论使用范围内的具体事件进行解释分析。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划分理论归属时不能混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