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女性主义文献对于那些文明基础和现代发展经历都不同于西方的其他社会来说，有其应用的局限性。中国妇女在争取参与高等教育的斗争中面临着与西方妇女类似的障碍和问题。由于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的文化背景和认识论的不同，以及中国现代化历程与西方不同，使得中西方妇女的这一斗争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关键词 中国妇女 高等教育 女性主义 西方妇女 本文将对高等教育方面的西方女性主义文献进行反思，也将对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中妇女的经历进行回顾。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女性主义文献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和解释一个与西方文化和文明迥然不同的中国妇女及高等教育。一方面，中国妇女在参与高等教育的奋斗中，遇到了许多类似的障碍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入学机会，教师晋升职位，以及对于学科发展的参与上。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主要由于中国妇女在文化和认识论方面的不同，以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不同。 关于这些问题，本文的研究只是尝试性的，目的是为了限定今后的研究主题，而不是在此得出确切的结论。确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这个主题，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西方文献对于那些文明基础和现代发展经历都不同于西方的其他社会来说，都有其应用的局限性。 一、中西方妇女在各自的文化和学识传统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比较中国与西方的高等教育传统，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在历史上，双方的大学几乎没有彼此影响，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初期（约是12世纪），妇女都被完全排斥在大学之外。大卫·诺贝尔最近的一部书《没有妇女的世界》中指出，12世纪欧洲大学的产生是以没有女师生为特征的；与此相比，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修女会以及其他与宗教有关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妇女都充当了积极的角色。由于妇女被排斥在大学之外，所以早期的知识和专业，以及后来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都几乎仅为男性的成就。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例如卡洛琳·默彻特和珊德拉·哈丁，看到了由于排除了女性认知方式，强调理性的机械形式所导致的自然世界。其他学者则在早期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找到了最初歧视妇女的理性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推理强调女性的服从，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理论则强调女性的卑下。 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和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点——在宋朝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高等教育是把妇女完全排斥在外的。从孔夫子时代起，妇女就被限定为从属和服从的角色，尽管这在道家思想中没有那么严重。到了唐朝（公元618～907），佛家在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生活中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的文化生活也更加开放和活跃，这为妇女较多参与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在与佛家寺院相联系的机构中，一些妇女受到了较高的教育，包括古典知识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授。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的唐朝，是在文化和思想方面最具有开放意识的朝代，所以，唐朝的妇女从中获益不浅。在宋朝（公元960～1279），随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正规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直到19世纪末，一直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通过科举就可做官或当学问家，但是，妇女不能进入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官学，也不许到任何书院进行学习。虽然佛家寺院和其他机构的不断增多为妇女提供了一些空间，但是她们的社会参与则被女学经典所限定，女学经典主要给妇女规定了以家庭为主的角色和从属服从的地位。 一个针对17世纪中国富裕的江南地区妇女的研究[1]对我们深有启示。作者道洛西·库在本研究中展示了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中心和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当时的物质财富是怎样使妇女创造性地对待这个生存环境。作者发现，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通过学会诗词，通过出版自己的作品，通过旅游和巡回教学，以及通过对政治事务的间接影响等方式，扩大了她们家庭生活的空间。作者还对江南妇女的主观世界做了进一步的剖析，指出，江南妇女对于政治和文化事务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满足和欣慰。然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只给了她们非常有限的生活空间，但欧洲妇女却有幸经历了当时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对西方学识传统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相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古典哲学不曾产生科学思考的形式。这种科学思考形式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价值观中立，对自然世界的客观观察，通过逻辑的辩论过程所体现的线性推理，并把知识分解为越来越专的学科领域。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尊重在观察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的内在关系，强调社会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而不是孤立地观察自然现象。这样中国的传统知识具有抵制西方知识的双重性。例如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专门化和背景，理性和情感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些双重性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科学的基础。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性而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女性文化。这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含义是什么？这使她们对参与社会的奋斗和西方相比是否更加困难？一位中国妇女部分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她说：“儒家思想包括了中国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具有包罗万象的本质，作为管理社会系统的思想工具，儒家思想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很难在中国建立，这种思想至今仍在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相抗衡。严格地讲个人的‘心理学’以及个体存在和个人兴趣的合法性与重要性，是在这个文化中不存在的”。[2] 西方妇女对近代科学和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科学和学识传统已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她们未能抓住一个基本的事实，她们进行批判的根据是知识革命所提供的。中国妇女与更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知识形式和社会思想紧密联系，但她们却很少作为个体或被认可的群体来发起她们的斗争。但这种可能性终于在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西方科学和启蒙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高度工具性的过程，其目的是达到当时政治精英的具体的现代化目标，并保留基本的文化和政治模式不变。这意味着，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启蒙科学和知识批判不可能在中国妇女中引起多少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