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7-0042-07 一 每一个初次接触柏拉图哲学的人都会遭遇到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柏拉图的著作采取的是对话录的写作形式。诚然，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就可以发现从古至今，哲学家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除了最为常见的“论著”之外，还有长诗（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论文汇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心灵独白（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笛卡儿的《谈谈方法》）、书信（近代哲学家多有采用）、几何学式演绎（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公开演讲（费希特的《学者的使命》和施莱尔马赫的《论宗教》）、授课记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随笔（蒙田）、箴言（李希滕贝格）、断片（德国浪漫派）、神话故事（谢林的《世界时代》）、日记（克尔凯郭尔）、散文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速记纸条（维特根斯坦）等非常多样化的形式。而柏拉图著作采取的对话录形式，更是在这里面独树一帜，两千多年来从者甚众，其中不乏西塞罗、布鲁诺、贝克莱、休谟、谢林等响当当的名字。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们对于自己为什么恰好采纳现在的这种表述方式并没有给出什么解释或说明。对他们来说，这根本不算是一个问题，现有的选择是一件自然而然甚至带点偶然性的事情，因为以他们的思想和才华，换一种表述方式绝不是什么难事。前面提到的柏拉图对话录形式的几个追随者，特别是谢林，除了写作对话录之外，也以别的很多形式的著作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也有少数哲学家对于自己采取的写作方式有着自觉的考虑和独特要求，而这又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有着根本的联系。比如斯宾诺莎写作《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就采取了迥然不同的表述方式，前者涉及受众面较广的宗教和政治问题，因此采取了通俗显白的论说形式，而后者论及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等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因此从术语到行文都带有浓厚的学院气息。更重要的是，《伦理学》本身就带有一个副标题“以几何学方式进行的表述”(geometrico demonstrata)，全书共五卷，每一卷都是由“界说”、“公则”、“论题”、“证明”、“附释”等构成，在形式上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基本相同。斯宾诺莎之所以用这种形式来写作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代表著作，是因为他秉承笛卡儿强调“清楚明白”的理性主义精神，同时在几何学那里找到了最佳的“说理”方式。至于这部以几何学方式写作的著作在客观上是否达到了斯宾诺莎所期待的那种一劳永逸的“清晰论证”的目标，则是另外的问题。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德国浪漫派的作家和哲学家（比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那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用“断片”(Fragmente)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也与他们的基本世界观有着直接联系。对德国浪漫派来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像体系教科书所排列的那样，以井井有条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反，世界是“系统化了的无系统性”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它只能以零碎断片的方式闪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的思考，我们对于这些思想的表述因此也只能是断片式的。 尽管有这些写作形式上的差异，以及哲学家对此的不同考虑，但基本说来，这些哲学著作还是遵循着一些共同的模式，即哲学家都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原则或问题，要么从它们出发，要么围绕着它们，逐步进行推导和分析，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论证自己的观点。一般说来，读者能够清楚地知道哲学家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以及他是怎样来论证自己观点的。而读者要做的，就是像叔本华所要求的那样，“阅读著作的每一行和每一个字”②，在这个过程中开动自己的理智力量，紧跟哲学家的思路，理解他所说的一切；除此之外，读者不用担心或顾及别的什么。但在这里，实际上有几个基本的前提被假定下来：首先，人们相信哲学家在著作中已经将自己核心的、关键的思想尽可能充分地表述出来，不会在重大问题上有所保留；其次，相对于著作所传达的思想内容而言，其写作形式终归是一件次要的事情（即使对前面所说的斯宾诺莎和德国浪漫派来说也是如此），这些不同的写作形式在阅读上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或者困难，但只要经过勤奋的研读和仔细的甄别，我们就能正确、充分地掌握哲学家的思想。 然而，当面对柏拉图的对话录的时候，我们通常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模式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首先，柏拉图的著作无一例外地以对话录或交谈的形式来表现，参加对话者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但这些角色在对话录中所表达的思想究竟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还是仅仅是柏拉图的杜撰，这是不易断定的。其次，在柏拉图的著作里，他本人的名字总共只有三次以微不足道的方式被提到（《申辩篇》34a，38b；《斐多篇》59b）。除此之外，“柏拉图”几乎完全处于隐身的状态，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对话录中引领着对话进程的角色是“苏格拉底”，而在中后期的少数对话录里，对话引导者则变成了“巴门尼德斯”、“爱利亚客人”、“蒂迈欧”、“雅典人”等。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某个思想观点（特别是那些争议较大的观点）归之于柏拉图就不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加上柏拉图在他的《第二封信》里曾经声称“柏拉图的著作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314c)，以及对话录是“精细修改后的，返璞归真的苏格拉底的著作”(314c)等等，以至于泰勒(A.E.Taylor)③、伯内特(John Burnet)④等学者竟认为柏拉图直到很晚才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他的很大一部分对话录所传达的都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而在通常所谓的早期对话录里，“苏格拉底”与对话者之间的讨论经常陷入疑难(Aporie)的结局，“苏格拉底”虽然每每让对方理屈词穷，但他自己同样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认为柏拉图本人在这里也遭遇到了挫折，或者他的思想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地步呢？还有，“苏格拉底”或其他对话引导者在对话录里俨然常胜将军，操纵着话语霸权，而与他交谈的人，即使是“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特拉叙马库斯”这样的著名雄辩家，都是要么从头到尾唯唯诺诺像一个应声虫，要么刚开始的时候还纵横捭阖，后来却突然如泄气一般被“苏格拉底”牵着鼻子走，让很多读者恨不得自己上阵辩论的同时，也对柏拉图的公正性和思想产生反感和质疑。这些，都是柏拉图虚构的对话录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和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