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0)03-0003-09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心理学、脑与神经科学几乎同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1]。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一个崭新的交叉综合学科诞生了,这就是认知科学。 哲学是认知科学的来源学科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成为认知科学建立的先导。同时,人类心智的探秘又反过来促进西方哲学从语言哲学向心智哲学的发展。20世纪初形成的分析哲学,50年代开始人类心智探秘的语言哲学,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认知科学的建立而逐渐形成的心智哲学,它们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2]。 心智哲学的建立,完成了哲学的“认知转向”;形成了“心智-语言-世界”新的三元结构世界观;开创了以经验为基础的、以综合方法为特征的哲学发展的新时代。 语言哲学的新变革和新框架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奇特的时代,我曾经将它称为“轴心时代”[3]。在这个时期,众多学科领域如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脑与神经科学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是此后认知科学诞生的前奏。领导这个变革的是天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乔姆斯基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形式句法学,包括SS模型、ST模型、EST模型、GB模型和MP模型;建立普遍语法和形式文法;确立唯理主义和心理主义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路线;先天语言能力(ILF)和普遍语法(UG)的发现;找到一条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发展道路。乔姆斯基的贡献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而且还影响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脑与神经科学。由于这些贡献,乔姆斯基被称为认知科学的第一代领袖[4]。 与乔姆斯基同时代的另一天才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蒙太格(R.Montague)建立的PTQ模型,将内涵逻辑、类型论和范畴语法应用于英语的意义分析,这种独创的意义理论,突破了经典外延逻辑的分析方法,建立了内涵逻辑的分析方法,由此产生的蒙太格语法(MG),促进了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开创了以形式内涵语义分析为特征的语言学新方向,同时也展示了“形式哲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5]。 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另一发展方向是由后期维特根斯坦绘制蓝图、奥斯汀设计框架、塞尔建成大厦的“语言游戏论”和言语行为理论,它们都属于语用学的范畴。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后时期的两本著作《逻辑哲学论》(1921)和《哲学研究》(1945)确立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两大重要学派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纲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语言的意义在于应用”,强调语言的使用者及其心理因素对语言意义的影响。因此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从语言分析和心理分析进入语言游戏论的,即 语言游戏论=自然语言分析+心理行为分析 维特根斯坦不仅研究心理学,还将心理分析应用到语言游戏论中。在《哲学研究》的前6节中,维特根斯坦一一考察了在命名、原始语言、儿童语言学习、语言使用和交流中所出现的语词,在随后的第7节他总结说,儿童学习他们的母语的各种游戏称之为语言游戏,同时也将原始语言称为语言游戏,给石料命名或者跟着某人重复词的过程也可以叫做语言游戏。而最有普遍性的语言游戏则是指语言行为。这样,维特根斯坦就从早期的逻辑图像论进入到他后期的语言游戏论。语言不再被当作世界的图画,而是心智(mind)的规则。 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转变不仅是语言基础的转变——从理想语言转到自然语言,也是分析方法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分析转到语言分析与心理分析的结合。 在此基础上,牛津分析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发展了创新的“言语行为理论”。在1952-1954年间,奥斯汀每年都在牛津大学以“语词和行为”为题举办讲座,每一次讲座他都要加上一些部分重写的解释,这些材料就构成他1955年在哈佛大学举办“威廉·詹姆斯讲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的基础。1960年奥斯汀去世以后,他在哈佛大学的12次演讲以及他为这些演讲所写的笔记被厄姆森(J.O.Urmson)和斯比莎(M.Sbisa)整理成书,于1962年以《如何以言行事》为题出版。1975年,该书被重新修订,出了第二版。到2003年,该书已经被第20次印刷。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这本不过170页的小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使用那种小开本。在任何书店和图书馆中,它都不起眼地、非常谦虚地站在某一个角落里。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影响,重视对日常语言的语词和语句的意义的分析,特别重视对语言的使用条件即语境因素的分析。但是,奥斯汀的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相比更加具体,也更加精细。维特根斯坦设计了“语言游戏论”的蓝图,奥斯汀则绘制出具体的画图。德国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üller)称奥斯汀是“与‘柏拉图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对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对手”[6],说明奥斯汀是与维特根斯坦齐名、甚至可以与之比肩的语言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