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社会行动的规范性意涵是否独立于因果说明，究竟何为不能被归结于因果意义的规范性，这是当今认识论、心灵哲学乃至社会科学哲学的核心论题(Turner and Roth，2003，p.2)。这其实是康德哲学视域下“自然与自由”、“理性与必然”矛盾的翻版，但却以当代自然主义纲领的勃兴为其支援性脉络。构建一种独立自足的规范性概念，不能不以批判自然主义的种种预设作先导。 塞拉斯对“所与之神话”的批判确立了“理由的逻辑空间”(Sellars，1997，p.76)的独立意义；秉承这一精神，布兰顿在其1994年的著作《清晰阐释》中，论证了知觉与行动中的规范性意涵是自足的、独立于因果性的概念。这一观点得自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理路：“‘遵从规则’是一项实践”(PI§202)①，亦是“习俗”、“仪轨”。笔者将先从布兰顿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阐释入手，廓清其规范性实践概念的主要内涵，并进而面向自然主义的批评为其作出辩护。 一、实用主义论旨 布兰顿对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阐释，无论是否合于维氏之原意，皆有其独特意义。这里将是否契合的问题悬置起来，仅关心布兰顿笔下的维氏，不妨记为假想的哲学家“BW”，以示其区别于真实的维氏。 在《哲学研究》中，BW在三种意义上使用“规则”一词。第一种意义就是指具有明确语言表述的规则判断，界定了遵从规则的行动者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第二种意义的“规则”虽然可能不是语言表述，但仍旧是行动者在遵从规则时的明确参考，例如路标、有颜色的方格等。布兰顿把这两种意义统称为显性规则。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BW还有第三种意义的“规则”：“只要人们的行为从属于规范评判，他们就是在遵从规则……而不管在这种‘遵从规则’中，人们究竟有没有明确意识到或参考了某种东西。”(Brandom，1994，p.64)在这里，说游戏是遵从规则的，只是依旁观者的意见，而不管行动者自己是否实际地参考了某种规则表达。布兰顿称这里所说的“规则”为隐性规则。 毋庸置疑，“遵从规则”在通常的意义上都是指遵从某个“显性规则”，布兰顿称之为“规制论”观点。例如，康德以其“法学类比”(Kant，1998，A84/B116)诠释了这种规制论的立场：法理演绎中的规范性意涵显然来自依据明确规则的推证。BW用“无限后退”论证批驳规制论：任一显性规则的使用方式都有诸多潜在可能性，因此行动者不免对“何为正确的应用”产生疑惑。而要消除这种疑惑，就需要引入另一条显性规则来规定前一条的应用(PI§84)，即给出规则的解释。但解释本身又有诸多可能的理解方式。于是，规则的意义重又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来消除新的疑惑，而在新的解释层次上又重复了这里的结论。这样就陷入了“无限后退”，并使遵从规则的悖论成为可能(PI§201)。 BW认为，避免这一悖论就需要回到“规则”的第三种意义：“遵从规则”但又不包含任何明确的参考，不依赖于对显性规则的明确意识及其语言解释，则行动者是在遵从“隐性规则”。既然是“隐性规则”，当然就可能还处在言说的范围之外，但我们仍能首先肯定它是由实践孕育的：“‘遵从规则’是一项实践。”(PI §202)“实践”在这里特指包含某些习俗、仪轨的传统。遵从隐性规则，就是要根据行动所处的具体实践传统确定规范性意涵。 “唯当存在着一种常规的用法，一种习俗，才说得上一个人依照路标走。”(PI §198)因此规制论观点是错误的：行动的规范性意涵首要地存在于比显性规则更基础的层次，即实践、习俗。“具有明确规则形式的规范预设了实践中的隐性规范。”(Brandom，1994，p.20)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用“律则性的”视角刻画“实践”。如果习俗传统只是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外在地表现出来的某种“一致性”，而不是内在地对行动具有导向性的规范，那它就仍不能告诉行动者何为“正确的”规则应用；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诉诸“实践”并不能解决显性规则应用的不确定性问题②。 总而言之，BW将规范性意涵诉诸实践孕育的隐性规则，建基于对规制论与规律论的双重拒斥：一方面，隐性规则虽可能没有明确表述，但仍提供了比显性规则更根本的规范性意涵；另一方面，遵从隐性规则必须被理解为区分正确与错误、适当与不适当的能力，而不能仅仅非规范性地理解为“规律”。由此我们得到了布兰顿关于规范性的第一条重要结论： 实用主义论旨(以下简称PT)：行动者应用显性规则的能力得自于其对隐性规则的先行遵从，规范性意涵首要地来自于遵行隐性规则的实践。 二、模态差异论旨 在布兰顿那里，规范性意义独立于因果性的重要依据，乃在于它们需要不同的模态关系刻画。与因果性相适应的是“真性模态”：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必然”意味着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可能”则表示在至少一个可能世界中为真。而刻画规范性的则是一种与此不同的“道义模态”，这直接源自于塞拉斯的“推理主义语义学”。 在他《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著名文章中，塞拉斯主张，所有直接经验的“事实”都预设了对某种话语实践的把握，“不可能意识到某种先于、或独立于语言习得的逻辑空间”(Sellars，1997，p.63)。这种观点首先反对的是传统经验论的“逻辑原子主义”：在塞拉斯看来，“草是绿的”并不直接对应于草是绿的这一事态，而只有在与“草不是红的”或“草是嫩绿的”等等其它判断的推论关系中，它才真正具有命题内容。因此，“草是绿的”并不是一个无前提的直接经验报告，它不能先于判断者对某种语言的习得；命题的意义并不直接存在于它对客观事态的表征关系中，而是存在于它对其它经验判断的推论关系中。这就是推理主义语义学的要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