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奥斯汀“说话就是做事”之观点的核心，就是要求从会话交际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把语言当作人类行为的组成部分；从而打破了传统的静态的语言研究模式，为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历经几十个春秋致力于完善言语行为理论，先后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著作，呈现出一条前后推进的清晰的思想脉络。伴随着20世纪西方哲学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灵哲学的发展路径，围绕“语言—心灵—社会”的复杂关系，塞尔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究，从而为语言哲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启示：首先，面向会话全过程，对言语行为理论本身做了语用学的扩充，为意义的哲学研究拓宽了视域；其次，引入意向性概念，追问言语行为的心理基础，为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的交汇指明了方向；最后，关注社会实在，强调集体意向性，对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出了新的思考。 一、关注会话交际 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与行为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既是对逻辑实证主义者“一个语句有意义当且仅当它为真”的意义观的反思，又是对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地揭示了日常语言的真实状况。在奥斯汀的基础上，塞尔面向生活世界，关注会话实际，对言语行为理论本身做出了具体而精细的改善，拓宽了意义的哲学研究。 塞尔从会话的本质出发，指出语言意义与言语行为的一致性和规约性，进而回答了“言语行为与语言意义的关系是什么”这一古老的问题，为“说话就是做事”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奥斯汀一样，塞尔维护言语行为与意义理论之间的相关性。他认为，任何一个得以实施言语行为的句子都必须是有意义的，反之，任何一个句子在实施言语行为时势必表达了一定的意义。“每个有意义的语句都借助于它所具有的意义可以被用于完成一个特定的言语行为或者一系列言语行为，每个可能的言语行为从原则上讲都可以在一个语句或若干语句中获得准确的表达。一般来讲，通过说出一个语句完成一种言语行为，也就是这个语句的意义功能的实现。”（Searle,2001，导读f.27）由此，塞尔指出：“对句子的研究和对言语行为的研究本质上是一致的。……应该讲，它们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的相同研究。”(ibid,p.17)基于语言意义和言语行为的内在一致性的特征，塞尔同时还强调了言语行为的规约性。意义不仅与意图有关，而且还受制于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说一句话就是在一系列规则的约束下完成一个言语行为。塞尔曾指出：“一种语言的语义系统就是一套由构成规则组成的系统，言语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而施行的行为。”(Searle,1971,p.42)因此，要完成一个言语行为，就必须遵守一系列约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通常是不成文的，隐含于人们规范的社会语言交往行为之中。“这些规则的总和，就构成了言语的本质，也就是说，有了这些规则，才能完成各种不同的以言行事行为。”（ibid，2001，导读f.29）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一系列规则共同决定的，这些规则既给出了说出这个句子的条件，也规定了这个句子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塞尔将规则引入言语行为中，强调了语言丰富性外表下的内在规约性，而正是这种规约性为言语行为乃至语言哲学、语用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塞尔从会话的实际过程出发，提出了言语行为的四层次和五类型的观点，回答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是什么”的重要问题，并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深化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在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的基础上，塞尔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将包括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等四个行为：说出话语就实施了“发话行为”，进行指称和断定就实施了“命题行为”，完成陈述、提问和承诺等就实施了“以言行事行为”，最后，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在听话者身上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以言取效行为”。塞尔四层次的观点很符合语言会话的实际，增强了言语行为理论对会话交流的解释力。同时，塞尔还致力于探索言语行为的逻辑结构。他将以言行事行为概括地表示为F(p)。 他说：“现在就我个人来说，语言哲学最迷人的问题就是这些言语行为的性质和内部逻辑结构，它们是人类交际和意义的基本单位。”(ibid,1969,p.30)基于语力分析的三大标准即行为目的、语词与世界的适应方向以及所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塞尔将以言行事行为分为五种基本类型：断言式、指令式、承诺式、表达式、宣言式。在完成任何一种以言行事行为时，说话者都对那个命题表现出某种态度或状态。当我们陈述p时，就表明我们相信p；当我们许诺去做某事时，就表明我们有做某事的意向；当我们命令听话者去做某事时，就表明了要听话者做某事的愿望；而当我们对做了某事表示歉意时，就表明我们对做了某事的懊悔之意。塞尔对言语行为的语力的深入思考，对“说话就是做事”的核心要素“做事”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精细界定，让语言的行事功能变得真实而具体。这种基于规划的行为的思想，有效地推动了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研究，“在分布式人工智能、分布式计算、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工作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张维民，第123页）。 此外，塞尔还从会话的策略选择出发，创建了间接言语行为，揭示了会话的三种意图，将意义研究拓展到了言外之意，使意向性理论的提出成为可能。“塞尔认为，人有时有话不直接说，是出于礼貌等原因。”（姜望琪，第48页）塞尔把这种语言现象概括为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它们往往是“通过实施另一个行事行为而间接地实施的一个行事行为”。（同上）要成功地实施这样一个行事行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预备条件（听者有能力实施某个行为），真诚条件（说者要听者实施某行为），命题内容条件（说者断定了听者的一个未来的行为），和必要条件（说者让听者实施某行为的企图）。间接言语行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者的言外之力的关系问题，提高了言语行为的解释力，弥补了早期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表现了塞尔对意图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