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式革命”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0)02-0025-05

      在1931年11月22日撰写的一则笔记中，维特根斯坦写道：

      一个像哥白尼或达尔文一样的人物的真正的功绩(Das eigentliche Verdienst eines Kopernikus oder Darwin)不是一个真的理论的发现，而是一个富有成果的新的角度的发现(die Entdeckung eines fruchtbaren neuen Aspekts)。(MS 112:117v/CV 26)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夹在一些刻画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评论之间。因此，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在此是将自己比作哲学领域中的哥白尼或达尔文：他认为自己此时提出了一些哲学领域中具有革命性的观点——首先是相对于自己此前的哲学观来说，其次也是相对于整个哲学史来说。这样看来，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kopernikanische Revolution)的话，那么维特根斯坦则完成了又一次更为猛烈的“哥白尼式革命”。

      按照康德的思想，[1](P25～26)他的“哥白尼式革命”的要点在于：以前的哲学家们一般都认为我们的认识要符合于对象，要视对象而定，而他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对象要符合于我们的先天的认识形式，要视我们的认识能力而定。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提出了一种与康德相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革命性观点：事物的本质表达于语法之中，或者说，一个事物是什么种类的事物这点是由语法规定的；而语法规定了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又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甚至就等同于生活形式，因而我们可以说，世界就是生活形式。

       本质表达在语法之中。(PU 371)

      请思考如下之点：“一种本质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在语言中的惟一的对应物是一条任意的规则。它是人们能够从这种本质的必然性中抽取出来放进一个命题之中的惟一的东西。”(PU 372)②

      语法说出某种东西是哪一种对象(Welche Art von Cegenstand etwas ist，sagt die Crammatik)。（作为语法的神学。）(PU 373)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如是世界观又是与其关于哲学本性的革命性理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所要做的事情，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所有事物的终极本质，或者说追求必定为所有事物所共同具有的最为普遍的东西，追求所有事物的终极统一性。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这样的追求其实是完全建立在一种严重的混淆基础之上的，即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混淆。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或大或小的特殊领域的事物，其目的是发现制约着其的特殊规律，以便为相关的现象提供因果解释。与此相应，传统哲学家们（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都认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世间的所有事物，其目的是发现制约着其的最为普遍的规律，以及其本质，以便为世间万象提供终极的本质解释。这样，与科学研究一样，哲学所要做的也是提供关于事物的真理体系。因此，就如同科学家们之间的争论是有关实际事情的争论一样，哲学家们亦认为，他们之间的争论也是有关实际事情的争论。综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个大哲学家（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都言之凿凿地声称，自己已发现了关乎整个世界的终极的真理体系，而其他的哲学家所提供的理论则仅仅是谎言和谬误。不过，也有人断言，关于实在的本性，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获得比柏拉图更为深入的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史似乎都不过是“由对于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构成的”。这与科学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知道，科学是进步性的，今天，科学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没有人会否认这点。如果哲学研究的也是实际的事情，那为什么哲学迄今却显得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呢？是哲学家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过于困难了吗？是人类的大脑相对于这些问题来说过于愚钝了吗？如果说在柏拉图之后哲学并无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这说明与他相比后来的人太愚笨了吗？请看维特根斯坦的如下评论：

      人们总是一再地听到这样的评论：哲学真正说来没有取得任何进步，我们还在研究希腊人就已经研究的那些同样的问题。(TS 213:424/MS 111:133 [24.8.31])

      我读到如下段落：“……对于‘实在’的意义，哲学家们并非具有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理解……。”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柏拉图竟然能够走那么远，这是多么不同寻常啊！或者，我们不能走得更远！这是因为柏拉图过于聪明了吗？(TS 213:424/MS 111:134 [24.8.31])

      对上述问题，惟一合理的答案显然是：哲学家们完全误解了他们的研究的性质。他们的研究根本就不是有关事物的本质的研究，更不是有关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的研究，而是有关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的研究，有关选择什么样的表现方式和概念框架的研究。哲学家们大多不满意于日常的和科学的表现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他们更不满意于别的哲学家所提出的表现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表现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由于表现形式和概念框架的建议和选择并不关乎进步，因此，哲学研究根本无所谓进步与否的问题。请参见如下段落：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什么是思想的对象？”（比如当我们说“我思维国王学院着火了”时）。

      就我们给出的表述形式来说，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几种混淆的表达了。这点仅由如下事实便可看出：它听起来几乎像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像是在问：“什么是物质的终极成分？” （它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刻画性特征是我们以一个科学问题的形式来表达一种有关语词的语法的含糊不清。）(BlB 35)

      ……形而上学的本质之处：它抹掉了事实的研究和概念的研究的区别。(Z 458)

      我能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什么，不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正确的，而说“我知道我在想什么”是错误的。

      （一整片哲学之云凝结咸一小滴语言理论之雨。） (PU II 565)

      如果人们不愿做这样的哲学工作，那么维特根斯坦还向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革命性的哲学工作：通过提供相关的表达式的用法的综览式表现的方式，来澄清传统哲学家们的语法误解和混淆，治疗他们因此而产生的理智上的疾患和精神上的不适。前一种意义上的工作可以称为“积极的哲学”，后一种意义上的工作可以称为“消极的哲学”。这两种意义上的工作都可以称为“语法研究”，也可以称为“概念研究”。（因为相关的语言表达式多数都表示了相应的概念框架中的概念，因此，对于这样的语言表达式的用法或语法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对于其所表示的概念用法的研究。）因此，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研究就是语法研究或概念研究。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妨将这种意义上的哲学研究称为“新哲学”。当维特根斯坦自比于哲学领域中的哥白尼时，他主要是指他所做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