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2-0022-06 一、引言 斯皮尔伯格在几个地方都提到，20世纪哲学仍然可以区分为几个形态明晰的运动（虽然它们在某个时期有过交叠），如现象学运动、实证主义运动、实用主义运动等[1，2]。诚然，我们还可以将此运动的清单列得更长，例如存在主义运动、诠释学运动及后现代运动等。然而，如果要用两个相互对立的哲学形态来概述20世纪的哲学运动的话，我们就会选择休伊默的说法：“20世纪哲学史可以很好地由两个哲学运动之间的对立来定性，即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这个总体性区分无疑是“合适的，因为这两个运动都肇始于该世纪的开端，而大多数二战后的哲学立场都根源于其中之一。而且，这两个运动没有太多的关联，除了少数的例外”[3](P151)。 诚然如此，作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形态，20世纪哲学无疑就是英美分析哲学运动和欧洲大陆现象学运动的主流时代，而其他哲学运动都多少可以说是融入了这两大哲学运动。在分析哲学中，虽然我们在早期还可以发现实用主义传统，但这个传统最终融入了分析哲学而成为分析哲学运动一个新阶段（逻辑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先是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然后是与英国经验主义融合为逻辑经验主义（罗素和摩尔为代表），并以逻辑实证主义的面目盛行（维也纳学派），最后到达美国而成为逻辑实用主义（以蒯因为肇始）。现象学运动也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胡塞尔现象学时期、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时期和现在的综合时期[4](P483)；虽然欧洲大陆早期也可以发现诠释学的某些孤独的开创性人物（例如施莱马赫），但最终还是融入了广义的现象学运动（通过伽达默尔和利科）。 作为两个学术文化的社会学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交流甚少，并各自诋毁。但是，1980年代（甚至更早）以来，由于分析哲学传统中心灵哲学研究的兴起，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学理关系已经持续地成为哲学界的话题，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发展。 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正在形成。这一新的学术形态现在被越来越多地冠名为“分析现象学”（Analytic Phenomenology），一个原本在胡塞尔《逻辑研究》中使用过但意义十分不同的术语[5](P92)。 然而，尽管已经出现“分析现象学”这一术语，但是决不意味着它已经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术语，事实上，目前尚没有人对这一术语作出令人满意的语义说明。流行于这些用法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可以包括如下三种含义：分析哲学运用于现象学，即现象学的分析化；现象学运用于分析哲学，主要是某些心灵哲学家的观点和立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关联性研究。 应该说，最后一种理解是目前关于这一术语的主流意见，在这种理解中，分析现象学其实只是连接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一种桥梁形态，并且，由于它的比较研究的意味，就更多地像一种哲学史的学术形态。然而，如果“分析现象学”仅做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它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正如我们下一节要阐明的，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初期的相互启发是广泛的。 诚然，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毕竟是两个形态已经明确的哲学运动，将它们的初期都看作是分析现象学形态，显然是不符合哲学史的。因此，我们宁愿使用“过去”一词来表述这种互动，同时将现在的“分析现象学”看作是对这种互动的否定之否定；当然，这一“过去”也将延伸到考虑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后期的分裂。 这里的“过去”一词多少使我们想起20世纪初艾宾浩斯对心理学的评价：“心理学有着悠久的过去，却只有相当短暂的历史”（1908年，《心理学纲要》）。艾宾浩斯对早期心理学的评价无疑能够类比地适应于我们对分析现象学的评价，事实上，这才正是我们使用“过去”一词所要真正表达的东西。 二、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早期互动 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分界线上观察20世纪哲学的发展，仿佛置身于中世纪，一方面是分析哲学烦琐的逻辑论证，而另一方面则是现象学运动后期充满隐喻的修辞学启示。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倒是可以发现20世纪哲学的中世纪痕迹：罗素推崇奥卡姆剃刀，布伦塔诺推崇中世纪关于意识活动中的“内存在”，而诠释学则起源于施莱马赫关于圣经的诠释方法的研究。很显然，这些后来成为各自哲学运动之精神领袖的哲学家们，无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使用的方法与启蒙时代的哲学都甚为疏远。 如果怀着这样一种对20世纪哲学之具有“同源性”的最初印象去观察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学术形态的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分裂程度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广泛，或者远没有其社会学形态（两大哲学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广泛。事实上，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在最初20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广泛的互动和交流，即使是在它们分道扬镳的时期，也持续存在着对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正面关注，虽然那种关注一直处于哲学主流的边缘。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作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互动研究的分析现象学，其过去与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历史一样长。 就现象学而言，在胡塞尔成为布伦塔诺的学生之前，他由数学转向哲学的决定性影响来自于分析哲学的先驱人物波尔扎诺（Bolzano，1783-1848）和弗雷格（Frege，1848-1925）。这一时期，胡塞尔几乎全部阅读了弗雷格已经发表的论著[6]，并在1890年代与他进行长期的通信交流，发表东西；弗雷格后来还为胡塞尔的第一本书《算术哲学》写了一个批评性的评论[6-7]。在这个评论中，弗雷格指出胡塞尔的逻辑哲学是心理主义的，并断言这个方案是没有出路的[3](P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