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0）01－0101－05 在各种各样的“后”理论当中，最近若干年又出了一种后现象学。如果说大多数的后理论都遭到程度不一的非议的话，那么后现象学却好像不曾有这样的困惑。相反，后现象学似乎有被追捧的迹象，因为后现象学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其中频频有人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中的奖项和荣誉，后现象学的话题也从哲学领域扩展到医学、经济学、甚至天文学领域。而后现象学的奠定者、目前就职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唐·伊德（Don Ihde）也似乎成了炙手可热、众望所归的人物。此种现象的出现不知是因为后现象学理论本身的深邃所致，还是美国学界的心理因素在作祟使然。因为美国本土哲学除了实用主义之外，再没有出过其他像样的哲学，虽然现象学在美国的推广也有一定的年数，但总是跟在欧洲背后亦步亦趋。而后现象学将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相综合，并将之运用于科学研究领域，美国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某种新哲学的曙光？答案不得而知。鉴于国内学界对后现象学还没有太多关注，本文尝试结合最新材料，对后现象学的成长历程、问题话域及其最近发展趋向做一个总体概括，试图为人们展现后现象学的大致面貌，同时希望引起人们深入研究后现象学的兴趣。 一、唐·伊德的后现象学之路 尽管后现象学的术语比比皆是，但人们对于后现象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依然非常不熟悉，至少没有象先验主义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现象学、解释学的现象学那样熟悉。 后现象学的形成和发展要与唐·伊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为后来的后现象学代表人物几乎都在伊德于1998年组建的技术科学研究小组（the technoscience research group）中活动过，另外一些致力于后现象学事业的人也大都是来自北欧各大学的伊德的同事。 按照伊德自己的说法，“当初自己走上现象学研究的道路是出于对分析哲学统治性地位的反叛，因为它将一切现象都语言化，而现象学却提供了一种约束和限制语言的主张。”① 伊德当年的研究生论文做的是保罗·利科，并在此基础上于1971年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解释学的现象学：保罗·利科的哲学》（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但伊德认为，“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关于（about）现象学的，而不是在做（doing）或从事（undertaking）现象学。”② 因此，他尝试将分析哲学的方法运用于做现象学或实践现象学（doing or practicing phenomenology）：开始是以论文的形式，这些论文后来收集在1973年的《意义和重要性》（Sense and Significance）中；后来是以著作的形式，这包括1976年的《倾听和呼声：一种声音现象学》（Listening and Voice:A Phenomenology of Sound）和1977年的《实验现象学：导论》（Experimental 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在这些探讨中，伊德始终遵循一种现实现象学的（actual phenomenological）研究计划。从那个时候起，伊德对技术开始感兴趣，尤其是对科学工具或技术感兴趣。他说自己已经拒绝了任何“先验自我”的概念，“这种先验自我继续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扮演着一种空洞的无凭借观点的角色（a disembodied view- from- nowhere role）。”③ 伊德追随梅洛—庞蒂，转向强调具身化（embodiment），并且借助和通过技术，同样强调一种对物质性的感受性（a sensitivity to materiality）。但伊德当时也被当时的思想境况弄糊涂了：一方面人们要替被描述成主体性哲学的现象学这一立场不断辩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抵制它的反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反技术）的立场。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哲学界内部就现象学运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且，挑战分析哲学霸权地位的多元主义运动（“pluralist”movement）也开始兴起，这种情况在美国哲学学会表现得尤其明显。就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理查德·罗蒂出版了两本著作，即1979年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和1982年的《实用主义的后果》，都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然而，在伊德看来，人们认为罗蒂对分析哲学具有某种偏好的评价是不恰当的。相反，伊德认为，“《哲学和自然之镜》根本不是用分析哲学的语言在讨论，而其实是用某种实用主义的风格，尤其是杜威主义的风格，将奎因、塞拉斯、戴维森等人的分析哲学重塑进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非基础式的、反本质主义的、反笛卡尔主义的研究计划中。罗蒂的著作是杜威20世纪早期反近代认识论做法的回声。”④ 伊德认为，《哲学和自然之镜》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分析哲学的终结，这导致一种“后分析”哲学的概念，但同时也对主流的诠释的或解释的哲学（“edifying”or hermeneutic philosophy）有某种包容。罗蒂继续把胡塞尔看作一个基础主义者，同时忽略海德格尔深层的现象学根源，因此加倍消解了现象学在攻击近代认识论中的作用。 在这方面，伊德似乎走着一条与罗蒂稍微不同的路。1984年，他先是被邀请到瑞典哥德堡教育大学做演讲，并于1986年作了题为“非基础式现象学”（Non- Foundational Phenomenology）的系列演讲；与此同时，他为回应罗蒂而写的《现象学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Phenomenology）也于1986年出版了。罗蒂间接让伊德看清了，“当杜威和胡塞尔有着类似的反笛卡尔计划、类似的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的哲学、并且两者都制造了某类被称作相互关系本体论（inter- relational ontologies）的东西的同时，实用主义计划成功地摆脱了主体主义的遭遇，而这是胡塞尔对主体性、意识哲学、主／客体语言的过度溺用很难避免的。当胡塞尔的意向性的自我－我思－所思版本明显是一种相互关系本体论的时候，杜威对一种（创造的—想象的）有机体—环境模式的采纳同样成功地显得既非是主体主义的又非是反科学的。实用主义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为现象学提供更多的东西。”⑤ 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科学研究、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以及技术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和科学交战的时代。这一时期，伊德的兴趣更加转向科学哲学和科学研究，他贪婪地阅读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罗伯特·艾克曼（Robert Ackermann）、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以及当时其他重要人物的著作。伊德的兴趣向两个方向运行，一是探讨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1991年的系统著作《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二是探讨20世纪90年代重要人物的思想，这体现在1993年的《后现象学：后现代语境下的论文集》。在那个时候，伊德感觉“非基础式”是一个太复杂的术语，“因此，在后现象学这一新的术语下，后现象学开始强调实用主义和科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并认为这是新提出的后现象学更重要的成分。”⑥ 所有这一切还有待一样东西把它们胶合起来，而技术科学研究小组的成立恰好提供了这种胶合剂的作用。后现象学因技术科学小组而不断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