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001－06 一、导言：波普杀害了逻辑经验主义吗 在学术自传《没有终点的探索》中，波普首先引证了巴斯摩的一句话：“逻辑经验主义已经死亡，或者说，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它死亡了。”[1](P56)波普接下来有点得意地问：谁负责？谁是凶手？他回答说：“恐怕我必须负责任。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唯一的意图是指出一些我看到的根本错误。”[2](P88)具体地说，波普认为他的《研究的逻辑》（德文版）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英文版）摧毁了逻辑实证主义（后来叫做逻辑经验主义）。本文要论证的是，首先，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被杀害；其次，即使逻辑经验主义被杀害了，主犯也不是波普。 波普哲学的核心，是用证伪主义来取代实证主义。他把可证伪性用作科学划界的标准，这个标准他后来自己也放弃了。[3](P29－31)在波普看来，归纳既不是科学理论创新的逻辑也不是理论检验的逻辑。真正的科学逻辑是证伪的逻辑。但是，证伪概念同样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是波普本人的发明。在《意义与证实》一文中，石里克多次谈到证伪：“陈述一个语句的意义等于陈述该语句的使用规则，这也就等于陈述它被证实（或证伪）的方式。”[4]石里克谈到，一个语句必须符合逻辑语法的规则才有意义，“你不能证实或证伪一串单纯的字词。”[4](P154) 逻辑经验主义从它的证实原则引申出它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主张。语句有意义的标准是可证实性。观察命题是直接可证实的，而理论命题只有间接的证实。观察命题是单称命题，得到证实即为真。而理论命题的真假由它与观察命题的逻辑关系来决定，因而只能确定部分的真理性、验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或概率。于是，逻辑经验主义致力于构造现代归纳逻辑。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命题被反驳即为假。但假并不是科学的目的，高概率或接近真理才是目的。它有理由忽略证伪问题，不是因为证伪不重要，而是因为证伪的逻辑相对来说明确得多，证伪的逻辑只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波普只是发展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都主张可检验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只不过是前者强调可证实性，后者强调可证伪性。现在回顾历史，不难理解，最初许多人把波普看作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一些维也纳学派的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波普同逻辑经验主义者一样，主张科学的合理性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形式合理性，科学发现与科学评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哲学对于科学具有独特性，科学是逐步走向真理的过程。如果同后来的发展相比，显然，波普更接近逻辑实证主义而更远离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更不用说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了。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了，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波普，而是因为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一个基本立场：证实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受到许多批评。这条原则是一个意义标准，也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还是清洗形而上学或玄学的有力武器。对这种原则的许多批判，有些是出于情绪上的反感，如形而上学家：有些是出于误解。其中一种误解是证实原则被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产生这种误解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刘一斯（C.I.Lewis）。按石里克的引证，刘一斯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说它“对重要的哲学讨论施加了一些限定，这些限定有时使这种讨论完全不可能，有时使它局限到不可容忍的程度。”[4](P149) 一些人感到，如果接受经验意义标准，那么很重要的问题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 第一，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说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认识意义。当他们说形而上学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并不是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分，而是知识与非知识的区分。我们知道，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并不是一种求知活动。卡尔纳普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第七节标题是：“形而上学表达生活态度”。他说：“形而上学确实有内容，只不过不是理论内容。形而上学的（假冒［pseudo］）陈述并不用于描述事态，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就会是真陈述），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至少是一个假陈述）。它们用于表达人对生活的总态度。”[5](P78)此文写于1932年。卡尔纳普在1957年写了一个附言，其中说：“今天我们区分多种意义，具体地说，一方面有认识的（指称的）意义，另一方面有非认识的（表达的）意义成分，即情感的和动机的意义。在此文中， ‘意义’一词始终是指‘认识意义’。因此，形而上学语句无意义这个论题应该被理解为，它们没有认识意义，没有断定性的内容。这里并不否认它们有表达性的意义这个明显的心理学事实；第7节清楚地陈述了这一点。”[5](P80－81)因此，当逻辑经验主义者断言形而上学无意义时，并不是说形而上学不重要，而是说它不是科学。当然，卡尔纳普的有些话的确令形而上学家不高兴。他说：“艺术是这种基本态度的恰当表达，而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表达。” “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5](P79、80) 第二，为防止产生刘一斯那样的误解，石里克一方面强调可证实性不是已经证实，而是可能的证实；另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经验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是指与自然律相容”，一切不违背自然律的事情都是经验上可能的。而“一个事实如果能够被描述，即如果用来描述那个事实的语句服从我们为语言规定的语法规则，那么它就是逻辑可能的。”然后，石里克指出“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可证实性，可证实性就是逻辑层次上的可能性。”[4](P153、154、155)经验可能性有程度的不同，而逻辑上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没有程度的区别。因此，语句要么有意义，要么无意义，没有程度问题。如果一个语句中的名词指称可能的存在对象（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也许可观察也许不可观察），谓词指称可能的性质和关系，而且语句的构造符合语法，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这样，所有的科学假说，不论多么抽象，不论它谈论的事物多么微小或者多么遥远，都是有意义的。石里克讨论的两个问题是“月球背面是什么样子”，“死后还有生存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证实原则并不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做过多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