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0）01－0003－10 文明是社会整体与人的进步与发展状态，是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历史发展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交互作用、有机综合而形成的广义的、动态的文化共同体。历史上的每一种文明都会伴随产生反思文明的思想，文明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它表现在哲学、历史、宗教、政治等各种人文社会知识中，是一种以理论形态反思社会整体与人的进展的知识体系，它对当时和后世的文明进程均有重要影响。文明思想史是有待开拓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文仅试论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时期，重要哲学家柏拉图对奴隶制城邦文明的历史反思与批判性总结，也就是他在其中期的主要对话《国家篇》中所论述的城邦文明论与“理想国”设计。这是一种对希腊古典文明的敏锐回顾与批判，也表现了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改善城邦奴隶制的文明思想。他的哲学与文明思想，对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和西方文明思想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4年；殁于公元前347年。10年后马其顿王腓力征服希腊，20余年后希腊古典文明终结。对柏拉图一生的哲学取向与政治志向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他20岁起从学于晚年苏格拉底约七、八年。罗马时代的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研究生活、善和恶”的人。[1](P193)苏格拉底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道德哲学，倡导一种伦理政治，主张以贤人政制（Aristocracy）来实现“道德振邦”，以挽救处于危机中的希腊城邦。柏拉图毕生的学术事业与政治生涯，均继承、发展了其先师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政治极为动荡，城邦颓危败落。柏拉图说：“那是乱世，是会遇到许多悲惨的事情的。”[2]他的老师被处死刑，就是雅典的悲剧、时代的悲剧，给年轻的柏拉图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使他深深体察到希腊城邦体制的危机，从而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改革整个希腊城邦制度。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建立了学园，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高等教育与研究相结合、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与政治人才的学校兼研究中心，它持续存在达900年之久，对希腊化文明与罗马文明中的各种哲学与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在学园时期建立了博大的哲学体系，他的中、后期对话篇（包括《国家篇》）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柏拉图著述宏富，《国家篇》① 是柏拉图中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书共10卷，规模宏大。它系统地论述了城邦文明的起源、演进和危机，并以他阐发的理念论作为哲学之根据，设计了理想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论述了他的政治、伦理、教育及各种科学与人文思想。这篇对话录集中体现了柏拉图的哲学与文明思想，在此，可概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互助”与“分工”的城邦文明起源论和城邦国家的社会结构说 理念论哲学是柏拉图城邦文明思想的理论核心。为了挽救危亡中的希腊城邦制度，他要设计一个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政治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就先用考察历史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探究城邦文明的起源及其社会结构。古希腊的思想家们还不能分清“社会”和“国家”这两个概念。在希腊最早的传统观念中，社会的生成和国家的起源，都被归之为神的意旨与伟力。赫西俄德和普罗泰戈拉都曾提出过素朴的文明演进与社会进化思想，柏拉图则认为城邦国家起源于人自身互助的需要与自然的分工，这比早期希腊萌发的文明思想更为深刻而符合历史实际。 柏拉图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3]这是西方国家学说中最早的“互助论”思想。就是说，许多人集结群居在一起，还不是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是人们彼此作为“伙伴”与“助手”而住在一处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可由家庭、家族集团或村落、部落集团组成。他所叙述的早期城邦的形成，是有历史事实的根据的。早期的希腊城邦大都是合并村落与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 柏拉图首先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出发，论述了由于人的生存的基本需求而发生的“互助”，由是产生了分工与交换，形成了一种保障城邦成员生存的经济体制，认为这是城邦形成的自然基础。他说：人为了生存，“首先，最重要的是粮食，有了它才能生存”，“第二是住房，第三是衣服，以及其他等等”（369D）。这就是要有农夫、瓦匠、纺织工、鞋匠等。但他们也不能自制一切生产工具，于是，又需要木匠、铁匠和其他工匠，还需要牧人为农夫提供耕牛，为纺织工、鞋匠提供毛革原料等等。随着需求的增加，小城邦就扩大了起来。这种经济生活的互助，也就蕴涵着城邦国家建立的另一条原则，就是必定要有社会分工。由于人的精力、时间、技艺有限，而生产又不能错过时节，一个人不可能生产出他所需求的一切物品，因此，柏拉图认为必须坚持一人务一业，“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370C），这样才能保证提高生产效率，满足人的多种需求。他认识到，经济活动的分工，就意味着要为他人提供自己的剩余产品，这就导致了商品交换与流通的发生与发展：“须知这种交换产品正是我们合作建立城邦的本来目的呀”，于是“就会有市场，有货币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371B）。而商人阶层、城邦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是促使城邦扩大、发展的重要动因。这种观点符合希腊古典文明中城邦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当时是独具慧眼、难能可贵的。对此，恩格斯高度评价说：“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4](P269)当然，他的分工论也有两重性：其合理性在于他重视经济原因，从分工导致商品生产与市场发生来说明城邦的起源与发展；而其另一重含义，也是说明不同行业与阶层的人只能做符合其天然禀赋的工作，于是社会便有天然的等级构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就是天然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