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1－0001－06 希腊早期哲学家的著作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差不多散失殆尽，后世对前苏格拉底哲人的了解主要是依赖于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第一卷中的记述，亚里士多德所记载的那些“残篇”成了不说是唯一、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史料，长期以来也一直被看作是可靠的记载：“亚里士多德是最丰富的来源。他曾经专心而彻底地研究过古代的哲学家们，并且特别在他的‘形而上学’开首，同样也在别处按照历史次序谈过这些人。他是很博学的，哲学见地也非常高。我们对他是可以信赖的。要研究希腊哲学，最好是去读他的‘形而上学’第一卷”①。亚里士多德几乎是我们通向西方思想源头的唯一桥梁，我们通过他“专心而彻底”的研究了解了一段漫长而重要的哲学发生发展史，此后的哲学发展的逻辑、理念和目的（或方向）因此而被固定下来。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按照历史次序”研究前人的哲学家，也就是第一个哲学史家，他的研究成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基石。 但如果这块基石本身大有问题呢？西方哲学史的源头如果被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误解或误释了，那么后来一直信以为真并建立在这块基石上的整个西方哲学岂不是都在误解或误释的发展历程中被引入了歧途，并且可能被彻底耽误了？尽管“理解”和“误解”在现代学术中不仅逐渐融合，而且还相互论证，但如果我们坚信误解就是误解，误解不能因创造性而改变自身的误解性质，并且我们能够找到可靠证据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的确存在严重的误解甚至故意的曲解，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很多根本性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博学”和很高的“哲学见地”并不能保证他对前人的研究是“可以信赖的”，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位哲学史大家同时也是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哲学史研究才有可能成了自己哲学思想的草稿——且不说是献祭给自己哲学体系的“牺牲品”。创造性的误解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本来再正常不过了：哲学史研究本身就是哲学研究，但由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特殊位置，即，他是后来整个哲学史的来源，他的哲学史研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早已成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基石和主心骨，因此“哲学史研究就是哲学研究”这条原理在亚里士多德问题上必须受到特殊的对待。我们无法不让亚里士多德误解甚或曲解前人，但由于这种误解或曲解一直主导着我们对西方哲学及其原初样态的看法，我们需要在千百年的“误导”之后重新回到源头处去发现“真相”。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简单而合理的自我要求。 与后来的黑格尔一样，亚里士多德用自己发明的原理（即“四因说”）来梳理前人的思想，最后得出结论说自己的哲学才是“绝对”的哲学②，而对于先辈们的哲学研究，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所做的像那些未经训练的士兵，他们在战斗中横冲乱撞，也曾多次冲锋陷阵，命中要害，但缺乏科学头脑。他们似乎也并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因为，可以说他们几乎不或者很少使用这些原理”。③ 亚里士多德在有限的意义上认可了先哲们的研究，不过在他的“四因说”这把尺度下，他们的言辞不过是牙牙学语时的孩童结结巴巴（psellizomenē）说出的一些企图把握亚里士多德最终才领会到的整全思想，即便古人偶尔有所见识，也不完善更谈不上系统了：“他们仅仅是在不明确地寻求，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原因他们全都说过了。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干脆什么也没有说到。因为最初的哲学由于幼稚和刚刚起步对一切都含糊其辞”④。亚里士多德虽然对这些“与我们有共同之点的人”表示了感谢，但仍然在整体上把他以前的哲学思想都视为“肤浅的说法”，而这些肤浅的说法尽管有所贡献，亦无非“预先给我们准备了思想的品质”⑤，也就是为亚里士多德的绝对体系提供了原材料而已。 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用以贯穿哲学史的“绝对精神”是经过论证和推演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却未经证明，甚至没有详细的说明：“亚里士多德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总结出‘四因说’的，他也没有对‘四因说’进行过任何逻辑推演。他最多只是告诉我们这四因是如何在早期哲学史中次第出现，而此前的任何哲学家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能够总括一切的这四因”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与其生物学乃至政治理念一样，更像是从（前人的思想）经验归纳而来的学说，在理论上由于缺乏必要的说明和逻辑推演，显得根基不牢。 不过，用以裁剪前人思想的“四因说”即便没有根基，对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哲学来说，不仅不是一个很成问题的学说，反而是其哲学体系的根基和支柱，同时也是这位伟大哲人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亚里士多德在用他自己独创的学说来分析前人的思想时，却故意削凿曲解来适应自己的看法，已不再是学术传承中正常的“六经注我”方式，其解释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亚里士多德自己对此也很清楚。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自己体系的需要，才会把前人的思想当成原始材料而加以切割。 由于前苏格拉底哲人的著作散失严重，亚里士多德凭道听途说或记忆来讨论古人，不惟无可厚非，而且就保存古人一些可能存在过的思想来说，亦可谓功莫大焉。而且亚里士多德在谈论这些哲学家时，由于没有可信的材料，往往都显得比较谨慎和犹豫。比如他在探讨被后世视为西哲第一人的泰勒斯的生平思想时，就冠以“据说”一词，以表明他自己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泰勒斯的任何著作乃至残篇。既然是道听途说和记忆，自然难免出错，因此在引用古人时，误置、错位、漏引、混淆⑦，以及用词粗心随意，相信众口一词的“意见”⑧，这些不足之处似乎都可以理解。但亚里士多德把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人物当成了论据，并且无中生有，把自己的哲学见解甚至用语硬塞到古人的口中，比如所谓homoiomere（同素体），就很可能是亚里士多德为阿那克萨哥拉“生造”的，而又杜撰了柏拉图《菲勒布》中毫无踪影的学说，⑨ 就很难与其诚实可信的一贯形象相符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