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理论是20世纪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意义理论成为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最为主要的关注焦点，著名哲学家赖尔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可以把哲学家们对意义理论专心致志的研究，说成是20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和奥地利哲学家们的一种职业病。”①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普特南对于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普特南的意义理论影响深远，从中可显现美国分析哲学发展的大致图景。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落，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维特根斯坦和美国实用主义。相关的哲学发展趋势是：科学哲学丧失了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具有的优越地位，研究重点从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转向心灵哲学，行动哲学开始崛起。另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哲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直接作用。实际上，普特南的意义理论与分析哲学的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但是学界对此关注非常不够。因此，本文试图把普特南的意义理论置于分析哲学发展的整体视域之下进行探究，并分析这种意义理论对分析哲学发展的影响。 一、语义外部主义 普特南的意义理论最核心的论题就是语义外部主义。它的主旨有两个方面：第一，意义不在头脑之中，也就是说对于意义的关注由感觉、理念和精神状态转换到了外部实在；第二，由意义的个人决定层面转换到了意义的社会决定层面。比如：要想知道诸如“黄金”这类语词的意义，言谈者无须亲自说出黄金的内在本质，这一说明由语言共同体中的专家提供就行了。因此，对于意义的理解或是概念的占有从本质上来说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也就是说，我们各人所具有的意义、信念、概念与一系列文化和环境因素相联系，如谈话者断定的目的和背景，他与对象的因果联系，共同体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语义责任、语言的社会分工甚至还涉及在社会实践中作为参与者的谈话者自身的理性判断等。普特南将这些因素称之为“意义矢量”(meaning-vector)。普特南的语义外部主义带来的后果是：第一，言谈者能够指称相同的实体，即使与这一实体相联系的信念、理论、定义或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二，言谈者能够将一个名称或谓陈与精神印象的相同类型(the same type)相联系，即使与其意义不相同②。普特南的孪生地球论证就是为了说明后一结果。如果在孪生地球上面，看到的、感觉到的如水的物质，事实上具有与水不同的化学结构，那么，尽管孪生地球和地球上面的居民关于水的精神印象相同，也不能说孪生地球上面存在着水。普特南指出，如水这样的语词的意义在于它指称了我们在实际世界中称之为水的物质。虽然水的分子结构是H[，2]O既不是分析的也不可以修改，也就是说，孪生地球上面的水的意义不能与地球上面水的意义等同(化学结构的成分不同)。普特南为了使实在论者的意义阐述得更加准确，他探究了指称如何被实际确定的问题。如果指称由理论固定，它会随着理论的变化而变化。根据普特南的方案，指称是由介于言谈者与他们的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所固定的。这就是普特南的外部主义固定论。 总之，外部主义的特征在于，拒绝承认个体主义，认为个体的心理状态不能决定外延，单独个体在原则上不能掌握任何具有歧义性的概念，个体所掌握的概念不能从整体上确定所有个体语词的外延，意义的知识不具有私人属性③。 在我们看来，普特南的语义外部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普特南的语义外部主义理论应该是贯穿他的整体哲学思想的内在线索，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关于概念和意义本质的理论。随着普特南哲学的演变，外部主义不仅仅成为他的语言哲学的核心，也是他的认识论和心理学哲学的核心，是他论述真理、客观性和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中批驳外部世界怀疑主义，在《表征和实在》中拒斥还原精神状态的功能主义，在《三重绳索》中反对将可感受性或内在精神表征作为感知的直接对象，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外部主义的观点。这些外部主义观点的运用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他关于真理概念多元论以及他对于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反对。由此而使得普特南日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显然对普特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二，普特南的语义外部主义理论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经典意义上的分析。普特南构造语义外部主义的部分意图就在于拒斥经典的分析概念。在他看来，我们对于意义概念的使用不能也不应该要么还原为一种必要和充分条件，要么模拟纯粹的约定或逻辑规律，要么出于解释的目的而模拟不可观测的实体。最为糟糕的是，有人认为在哲学的最初阶段，分析就已经渗透到了其中。如果确实存在概念分析的话，那么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自身进行刻画。 由此可见，普特南的语义外部主义理论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分析哲学关于事实与价值截然二分等局限和经典意义上的分析概念的藩篱，对推动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意义”的意义》的哲学意蕴 在普特南的意义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论文《“意义”的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详尽阐述了其意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意义”的意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并没有像他的前期理论和后期理论那样试图提出一个标新立异的观点，它并没有煞有介事地提供对于内容、意义和语言概念的一般化分析。普特南仅仅探讨了与谓词的特定例子相关的意义概念的某些因素的适度重构。普特南确实构造了一些假说，这些假说是关于应当将什么作为矢量的核心成分的探讨，但是对于这些假说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和基础性的解释。《“意义”的意义》不再考虑(prescinded from)对必然性概念的分析，而致力于将未加检验的隐藏于外显的模态分析背后的概念持有(concept-possession)假定揭示出来。尽管学界对于普特南这种方法有诸多不同理解，但是我们认为，普特南的思想方法应被理解为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方式那样的方法。即，将我们语言使用的模型简化，用来反映我们描述意义的方式，而不是依赖于可能世界的存在描述。当然，普特南在《“意义”的意义》一文中并没有强调这一点，而是引用了克里普克关于模态所做的逻辑工作，主张将可能世界的概念作为初始的概念。在他看来，尽管需要对可能世界做更为精确的说明，但它是有意义的而且在科学上也是重要的。实际上，普特南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坚持认为这是用来解释内涵、外延和意义这类概念的唯一方法。他只是要表明在他之前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方法是曲解的和过于简化的，无论是在分析传统之内还是之外都存在这种现象。在他看来，通过一些基本的范畴区分对于这些概念做出一般性说明是分析哲学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也被视为是探究意义理论的理想出发点④。然而，这种方法或者论辩策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总体上看，《“意义”的意义》一文的论辩策略在于：它试图提出一种否定的图景而不是捍卫一般化的意义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普特南试图对于意义理论进行重构，其目的在于对分析哲学的传统进行批判。这样一种批判对于形形色色的哲学立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是广泛适用的。这也是他对于意义理论做出的卓越贡献之一。普特南主张以自然的方式谈论意义理论，这样的意义理论探究图景既不是成型的理论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定义，但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量。普特南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自己避免陷入传统的争论谜团之中，也使得自己的批评可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论域之中。这样一来，哲学家们之间存在的那些分歧对于普特南的论述影响就不大了，因为在他看来，他们之间分歧的源头都是始于心灵在我们理解意义时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