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o cogito,ergo sum”首次以“哲学的第一原理”的名义出现，是在1637年的《方法谈》中。在对一系列事物进行怀疑之后，笛卡尔写道：“我曾想要认为一切都是假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个曾在想的我，必然应当是某个东西”(Descartes,1996,Ⅵ,p.32)，由此，他认为找到了一条不可怀疑的真理——“我思，我是”。然而，这个命题本身并没有真正进入怀疑程序中经受检验，而是作为一个断言出现的。这是因为，《方法谈》时期的怀疑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怀疑”，它只是停留在对自我内部的观念的悬置，却没有能力对“自我”本身进行检视。写于1641年的《第一哲学沉思录》，把怀疑方法充分地展开和深化了。在第一个沉思中，作者发展出两种怀疑：认识论的怀疑和假设的怀疑(cf.Flage and Bonnen,pp.114-128)。前者沿袭了《方法谈》中的怀疑方法，渐次破除了感官认识的确定性，得到一个无经验基础的确定性平台。后者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怀疑方法，它通过设想一种自我之外的强力作为我们观念的来源，得以质疑观念本身的实在性，从而把追问延伸到“存在”自身。在这种普遍怀疑的基础上，笛卡尔在第二个沉思的开始，希望为确定的认识找到一个牢靠的“阿基米德点”：“如果我有幸找到仅仅一个确定的和不可怀疑的事物，那么我就有权抱有崇高的期望了”。(Descartes,1996,Ⅸ,p.19)正是在这里，“Ego cogito,ergo sum”的内部结构第一次得到展示。 在紧接着的段落中，他写道：“(1)但是，我怎么知道就没有什么我们丝毫不能怀疑的别的东西，不同于我刚才判定为不可靠的那些东西呢？(2)难道就没有某位上帝或者某种别的力量，把这些想法放在我的心灵中吗？(3)并非必然如此；因为，也许我自己就有能力产生出这些想法。(4)那么至少我，难道我就不是某个东西吗？……(5)如果我曾说服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曾想到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曾是。(6)可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①，总是用尽一切诡计来欺骗我。(7)好吧，如果他骗我，那么毫无疑问我是；而且他想怎么骗我就怎么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某个东西，他就绝不会把我变成什么都不是。(8)所以，在很好地思考了这些问题，并且仔细地检查了一切事物之后，最后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并把它当成确定无疑的：我是，我存在(Ego sum,ego existo)这个命题，每当我说出它或者在心中想到它的时候，它必然是真的。”(ibid,p.19。引文中的序号为引者所加) 这个论证有些奇怪：一方面，“有一个作为主体的我”始终是一个前设而没有被怀疑；另一方面，(6)和(7)似乎已经运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对它进行了检验。那么，让我们再观察一下作为实质性论证的(6)和(7)：一个骗人的恶魔在欺骗我，这应当是在普遍怀疑中进行的。也就是说，在怀疑中，我设想一个恶魔在欺骗我；既然这种设想可以完成，那么我就确实是某个东西。于是，按怀疑程序的要求，这个证明应当是：那个在设想(怀疑)的主体和在设想中被欺骗的对象是同一个东西，只要主体能够设想作为被欺骗的对象的自身之存在，则那个在设想(怀疑)的主体也存在。按照一种现象学的理解，笛卡尔似乎进行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偷换概念，即通过把尚在进行中的怀疑动作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事实，使得作为怀疑主体的“我”和被怀疑的“我”处于同一层面上，于是，这两个“我”自然而然地等同了。这就是说，“我”的同一性被当作一种无可怀疑的基础性真理。但是，如果依照此类解读，这一过程恰恰避过了怀疑程序：它并没有像怀疑程序要求的那样，把“我”作为一个未知之物放到怀疑中经受理智的必然性之检验，而是把它作为一种预设接受下来。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怀疑程序具有这样的结构：主体我(Ⅰ)——设想——恶魔欺骗——对象我(Ⅱ)。它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双层结构②：第一个层次是怀疑(设想)本身，第二个层次是它在自身内部构造出来的一个否定性过程，即一个恶魔在欺骗。由于“我”与怀疑的必然联结还没有被证明，所以，我们可以暂且把形如“主体我(Ⅰ)——设想——恶魔欺骗——对象我(Ⅱ)”的这个怀疑过程看作一个条件句，即“如果给怀疑(设想——恶魔欺骗)设定一个主体‘我’并把它放到怀疑对象的位置上，那么……”。于是，怀疑程序可以表示如下：
经过这样的图式，怀疑程序的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不难发现，它具有类似于塔斯基的“元语言—对象语言”的形式。其中，“我——设想”相当于一个元语言M，“(在设想中)恶魔——欺骗——我”相当于对象语言O在M中的一个翻译。笛卡尔的机巧在于，他把“怀疑”这个动作展开为“设想——恶魔欺骗”，于是，此程序就具有了两个不同的语义学层次。这样，对象语言O中的“我”的存在性就不能够在自身的层面被保证，而是依赖于在它之上的元语言。通过这种操作，“我”的存在性第一次被放置到一个检验程序中去。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思的我”和“被思的我”被两个语义学层次区分开来，而不是像通常那样被看作是自然地同一的；另一方面，通过在O中引入一个超越于“我”的外部强力——恶魔，“我”的存在性再不能够看作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此，怀疑的效力就从主体的具体内容延伸到了主体自身，从而实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怀疑”。③借助这种双层结构，笛卡尔有效地完成了一个问题转换：“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被转化为M中作为怀疑主体的“我”与O中作为恶魔的欺骗对象的“我”是否同一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