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2文献标识码：A 在卢汶胡塞尔档案馆里人们可以发现1933年4月6日巴登州文化部A7642公告，在这份公告背面写有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现象学问题的笔记。根据公告正面，这位哲学家（他从1916年起就担任弗莱堡大学教授职位）将因公停职，并被禁止踏入哲学系。 尽管这道禁令由于他的学生、长期助手和当时的弗莱堡大学校长马丁·海德格尔而于1933年6月20日重新取消，但是，对此值得注意的是两类不同的事实：重要的不是禁止授课，因为这是容易理解的（胡塞尔是犹太人，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上台后，他毕竟考虑到了这一点），而是这一事实，即尽管现象学家胡塞尔获悉了这一禁令，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干扰。他把官方公函用作笔记纸条，以便记录他的思维进程。 难道胡塞尔脱离现实生活吗？难道他没有预感到由于政权更替开始显现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回答的合理问题，但是，对劳动伦理和现象学哲学的名声也许起了某种不好的作用。 一 胡塞尔留下了4万多页的笔记，其中大约一半已经付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发表一年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问世。一方面，《逻辑研究》对其他领域，例如，对M·海德格尔或M·舍勒一类的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哲学家的特有哲学概念打上了烙印；另一方面，《逻辑研究》对20世纪初的哥廷根学派、慕尼黑学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这部著作还被视为权威著作。 胡塞尔一生平淡无奇。他从不关注头版新闻大标题或丑闻。与尼采、克尔凯郭尔或后期海德格尔和萨特不同，胡塞尔既不是尚未定论的、也不是富于攻击性的人物。反之，他的影响不可范围，远远波及日本、美国。参加过1930年胡塞尔研讨班的日本哲学家羽贺真由美（多歧尾）讲述说：她最后一次与胡塞尔会面时，这位哲学家问道：“在日本有哪一种哲学？”听起来，只有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① 胡塞尔觉得自己属于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失去了身为军官的儿子，就像许多人一样，他对30年代政治的发展感到惊异。虽然他有可能移居国外，但他还是留在弗莱堡继续研究“自身的”现象学。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从埃迪·斯泰因那里皈依天主教并从精神上理解天主教时，天主教徒海德格尔则改入新教，而这个时期正是两人以自身的思维激烈争论的时期。然而，看上去他自身并不特别靠近任何一种宗教或宗教观点。胡塞尔的主要工作涉及哲学思维活动，这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即使当他的著作陷于危急关头时，甚至1937年在他临死前不久不得不与妻子一道离开多年的住所时，他也没有放弃哲学思维活动。对此，还要考虑到这一点，他死后，民族社会主义影响竟会如此甚嚣尘上，以至于他毕生的哲学、文学巨著全被没收或毁灭。尽管如此，风烛残年，他也矢志不渝，不顾政治局势，依然热衷于现象学。因此，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在他逝世前几天所说的话是纲领性的：“我作为哲学家生活过，我也要试着作为哲学家死去。” 二 1939年法兰西斯派教父赫尔曼·列奥·凡·布雷达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拯救活动，成功地将胡塞尔手稿带到卢汶。这是一个标志，那就是哲学思维活动（引人注目地超然于世界观、宗教和政治之上）应当超越死亡而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胡塞尔对20世纪乃至21世纪哲学的影响是潜在的、深刻的、持续的。他详尽地论述了哲学的核心主题领域，并且行使了倡议者、鼓舞者和思想先驱者的职能。欧根·芬克② 恰当地把胡塞尔的著作标明为关于现象学的“发展文献”，他的著作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完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著作在他死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现象学观察方法的本性和现象学分析的开放性。现象学视野想要把一切前景、一切方面都整合成现象，也许它所涉及的面过于错综复杂了。尽管如此，对于无限的认识而言，这一要求作为质的界限依然存在，并且在现象学纲领方面的坚实意义上，这一要求作为“绝对科学”依然存在。 人们与“现象”、“现象的东西”概念打交道过于轻率了，于是，如果忽略这方面的科学背景，现象学就变成十分轻率的东西。胡塞尔的现象学对准科学性，尤其是在某种完全地、绝对地领会的意义上对准科学性。 但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定位于客体或对象。现象学乃是意识现象学，并且着眼于意识结构的分析和研究。虽然现象学定位于主体，但现象学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自我中心的。现象学方法并不是敏感性纪录或色情状态研究。从纲领上看，现象学必须成为“客观的科学”，因为现象学旨在形成关于人和世界的认识的一种合理的、理性的方法论。在这一点上，胡塞尔预先确定了方向，借助于此，他从世界与意识的相互关系的假设出发。 意识总是某物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存在者作为知觉的东西、认识的东西、记起的东西得到再现。因此，鉴于某种认识到的和觉察到的意识，世界只能作为意识能力的相关概念而存在。如果没有进行认识的主体，客体是无意义的，同样，如果没有意识的把握，关于客体的表述也是无意义的。客体的认识总是与某个认识者的意识自反关涉，或必然自反关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