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希腊哲学的诠释与哲学的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界兴起了一股“实践哲学”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包括伽达默尔、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等。如果再加上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沃格林和克莱因等德裔思想家，那么“实践哲学”的阵营就更显得蔚为壮观。① 事实上，当代“实践哲学”的影响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德国哲学界，而是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界，直至今天仍然方兴未艾。

      “实践哲学”的复兴同哲学的当下危机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今天这个时代，哲学要么被当成陈旧的形而上学教条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要么自身蜕变成为一种纯粹技术化的词语和概念分析，同传统哲学所探讨的宇宙人生的“本原”等终极问题不再有任何相关性，甚至连哲学能不能、有没有必要存在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正是面对这样的处境，当代“实践哲学”各家试图返回到作为哲学源头的希腊哲学，并且通过对希腊哲学的重新诠释来批判、矫正和挽救现代哲学的危机，由此开辟出哲学的新的可能性。

      不过，当代“实践哲学”各家所要返回的并不是在传统哲学史中已经被定型了的作为形而上学的希腊哲学，而是希腊的实践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伦理学和政治学。对他们来说，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今天，“实践哲学”已经成了哲学的唯一可能。

      问题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究竟是否可能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当代“实践哲学”思潮的源头——海德格尔。

      上个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做过一系列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哲学的讲座。这些讲座吸引了一大批听众，包括伽达默尔、阿伦特、列奥·施特劳斯、洛维特、沃格林、马尔库塞和克莱因等人，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复兴“实践哲学”的中坚力量。就海德格尔本人来说，他在1927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就是以这一系列关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讲座为基础。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海德格尔获得的最大启发就是：理论和科学等认识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具体实践活动（praxis），而真理也是首先来源于实践活动中的明智（phronesis）。有论者甚至就此认为，《存在与时间》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改写。②

      海德格尔当然不是泛泛地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哲学，而是将关注点集中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上面。无论是他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选择，还是他的具体解释原则，都足以表明这一点。就文本的选择而言，海德格尔不同于哲学史上绝大多数亚里士多德的诠释者，他几乎完全撇开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而是选择了《伦理学》。在具体的解释原则上，他更是彻底地抛开了“一与多”、“形式与质料”、“实体与偶性”等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直截了当地描述人生在世的具体实践活动，也就是他所强调的人生在世的“事实性”（Faktizitt）。

      毋庸置疑，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诠释不仅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广义的希腊哲学的研究方向。在此前漫长的哲学史中，尤其是在主导性的经院哲学传统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其整体哲学体系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它仅仅被看成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附属物，完全不能同后者相提并论。但是，根据海德格尔的诠释，伦理学却跃居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地位，甚至成为真正的“第一哲学”，或者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话说，它是一种“基础存在论（Fundamentalontologie）”。

      不过看起来相当悖谬的是，海德格尔尽管被看成是当代“实践哲学”的开创者，并且影响了当代众多具有实践倾向的思想家，但他本人却无意建立某种“实践哲学”。事实上，即使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的关注焦点仍然是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存在（Sein）”的意义，而不是人的生存实践。换言之，萦绕在海德格尔心头的并不是“德性与幸福”以及“个人与城邦”等实践哲学问题，而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之类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Ontologie）问题。对他来说，人生在世的生存实践或“此在（Dasein）”不过是通向“存在”问题的指引。在《存在与时间》和《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海德格尔不只一次地表示，他的“基础存在论”同任何形式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都毫不相干。因为他关心的仅仅是人生在世的真理、事实存在或纯粹“事实性”，而不是人的伦理德性或实践规范；或者说，他只是描述人的“事实”存在，而不是人的“应该”存在（Sollen）或“善（Gut）”。

      站在基础存在论的立场看，海德格尔早期对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哲学的诠释，与其说是对“实践哲学”的复兴，不如说是对它的釜底抽薪。首先，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海德格尔非但没有将理论沉思（theoria）视为最真实和最高的实践活动，反而认为它是极端非本真性（uneigentlich）的或衍生的生存活动。③ 其次，他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时，完全抛弃了其中所隐含的目的论。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人的“目的”（Ende），在海德格尔那里变成了完全非目的论意义的“终结”或死亡。因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或实践哲学需要某种理论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前提，那么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恰恰是对这种形而上学前提的根本否定。

      按照海德格尔的描述，人是被偶然地抛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并且注定终有一死；人生在世既没有缘由，也没有目的。这，原本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或者说一个纯粹的存在，既无所谓什么善恶好坏，也谈不上什么应该或不应该。但海德格尔认为，恰恰由于人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存在者，他才无法接受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纯粹的存在或真理。他必须竭尽全力地将掩盖、遮蔽甚至遗忘这一真理。他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是假的，是错误的，是恶的，是不应该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他相信，一定有一个“应该”的世界、一个“善”的世界，哪怕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彼岸世界。这就是一切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产生的原因。换言之，任何伦理学或实践哲学都必定预设了某种“应该存在”或“善”，并且强调这种“应该存在”对于“存在”的优先性，甚至最终用“应该存在”取代了“存在”本身。因此海德格尔的结论是，包括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在内的希腊哲学，在根本上都是对“存在”本身的“遮蔽”或“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