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9-0068-09 现象学于20世纪初起源于德意志，但其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转移到了法兰西。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大约15年中，现象学存在主义(现象学存在论或现象学生存论)一直占据着法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舞台。从总体上说，现象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胡塞尔强调先验主体性，其他哲学家虽然不赞成这种“先验”指向或对“先验”有别一种理解，但他们终归围绕主体性问题展开自己的思想。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于1961年去世，这在法国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到第二年，列维-斯特劳斯发表《野性的思维》(1962)，矛头直指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则直接宣告了现象学的逊位：现象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其暗淡时期，主体性也因此由“宠儿”变成了“弃子”。原因在于：结构——后结构主义把主体囚进了“语言的牢笼”，主体的主体性也就不得不让位于结构的客观性。大约自80年代以来，法国现象学似乎又走向了复兴，主体性问题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成为重要的论题。这当然只能是泛而言之，真实的情形可能是主体性的失落、延续和转换的复杂关联。列维纳斯渐进地推出自己别具特色的他人现象学，其代表作《整体性与无限》迟至多事之秋的1961年才得以出版。我们要问的是，这部独特作品及其后续作品的面世是在梅洛-庞蒂死后为主体性哲学续上香火，还是在对现象学运动盖棺定论兼为主体离心论主张充当信使？ 一、主体性的失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法国哲学的3M时代，“主体的终结”无疑是此间最为响亮的口号。诸多风云人物都加入了为主体送葬的行列，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主线“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经过拉康和福柯的工作，发展到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极端的反主体主义”[1](P96)。列维纳斯无疑深受时代氛围的感染，也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批判主体性的行列，或至少认可了主体性的失落这一无法逆转的事实。在1970发表的名为《同一性的丧失》的文章(该文后来收入1972年出版的《为他人的人道主义》)中，他从人文科学和哲学两个角度分析了主体性的时代遭际。 列维纳斯首先依据人文学科的一般情形告诉我们，“人道主义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人的死亡、上帝的死亡”是20世纪60年代“上层知识界的使人感受到了世界末日的观念和口号”，它们“就像完全暴露无遗的巴黎欲望和各种厌恶情绪一样”，“以最新时尚的专制方式强加给人们”。[2](P85)他通过分析表示，这些观念和口号最初出自于方法论的考虑，“它们表达了人文科学中的某种研究状态：一种严格的考虑导致了从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对于听从自身、体味自身的自我的不信任”，“一种形式主义强加进来，以便驯服人类事实的野蛮增殖”。[2](P85-86)这种分析与结构主义者们的说法显然是一致的。针对有些人企图“使历史性成为先验人本主义的最后避难所”，列维-斯特劳斯表示：“事实上，历史既不与人缠结在一起，又不与任何特殊对象缠结在一起。历史完全在于其方法，经验表明，这种方法对于把任何有关人的或非人的结构的成分都加以编目而言是必不可少的。”[3](P300)而福柯更详尽、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心理分析、语言学、人种学依据人的欲望规律、人的语言形式、人的行为规则和人的神秘的话语运作使意识主体离心化了[4](P22)。然而，当人性的“野蛮增殖”被话语的“无限扩张”取而代之以后，仅从方法的角度来进行概括就明显不够了，“在对人的理解中，逻辑形式主义和数学结构的思乡病溢出了方法论手法的谨慎和圈子”，它“甚至在人的秩序中也宁愿数学同一性”，“自此以后，主体从理性的秩序中被消除了”，“整个人性都是外在的”，“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非常坚定的唯物主义表述”。[2](P86)列维纳斯显然注意到了，人性被囚进了语言的牢笼，而话语以其坚实的物质性或冰冷的客观性取代了主体脆弱的主体性。这完全符合列维-斯特劳斯如下断言：“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构成人，而是去分解人。”[3](P281) 列维纳斯接着分析了哲学界的情形。在哲学传统尤其是意识哲学传统中，主体是一切同一性的保障。套用福柯的说法，一切人文现象或知识领域其实是由大大小小的“主观”单位构成的，正是主体使它们得以有序化。按照他的说法，主体中心论或意识主体中心论其实是连续历史观的相应物，“连续的历史是主体奠基功能的必不可少的相关者，是让一切逃避它的东西向之回归的保证者”，“让历史分析成为关于连续的话语与使人的意识成为历史发展和所有行为的源初主体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两个方面”。[4](P21-22)然而，主体就像沙滩上的足迹，终将被抹去。话语不再需要主体的保障，形式的同一代替了主体的同一。列维纳斯表示：强调先验意识促使“人们或许因此会坚持依据主体性而思考存在，思考先验意识的合法主宰维持在其间的一个‘无处’。但是撕破所谓出自先验立法的理性世界的各种矛盾难道没有毁灭主观的同一性？一种行动可能被旨在使之有效和容易的技术所阻碍，一种为了把握世界而诞生的科学置世界于瓦解，在人道主义理想引导下的政治和管理却维护人对人的剥削和战争，这些乃是对各种理性设计的独特的颠倒，让人类因果性，由此使被理解为自发性和行动的先验主体性丧失了资格。一切就好像自我、尤其是一切可以识别的同一性都可以向之而归的同一性，缺失了自身，没有达到与它自身相一致”[2](P87)。启蒙的理性设计源自于主体的主体性，也就是人的内在同一性。然而这种理想追求却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异化：作为工具的科学和技术变成了主宰人生命运的强大力量；自由和解放的人道主义理想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助长了剥削和战争；不管异化还是反异化(消除异化本身被异化了)，实际上都否定了人的内在同一性。他写道：“内在性不再严格地是内在的，我是一个他者。同一性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失败？意义将在一个不带有人的印迹，不扭曲意指的同一性的世界中、在一个清除了全部意识形态的世界中去寻找。”[2](P88) 列维纳斯尤其提到了海德格尔的后哲学思考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他写道：“在当代思想中，在人文科学对于主体性的这种质疑和这个世纪最有影响、已经自称为后哲学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意义的汇合。海德格尔把先验主体性的观念与欧洲哲学的某种指向、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种形而上学已经结束了。不可消除的同一性，自我，心灵，意识，主体，封闭在自身中、与存在分离、由此从这一自在的退隐(这在现代思想中乃是自身的确定，笛卡尔的我思确定了其形式)出发走向存在的可能性，这一切都仍然是形而上学的。”[2](P89)众所周知，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并且把海德格尔视为人道主义者，但后者在致法国哲学家Beaufret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明确否定这一点。福柯等人更是明确地把海德格尔、尼采和弗洛伊德，甚至还有马克思视为主体离心化思潮的源头活水。看起来，尽管列维纳斯许多时候都在批判海德格尔对于孤独自我的强调，但同时明显地注意到了他在突破主体性方面作出的努力。列维纳斯总结性地表示，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主体之终结”源于人文科学和哲学合力审判主体性：“内在世界既受到人文科学也受到海德格尔的质疑”，“通过对内在世界的这种放弃，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彻底化了。主体性的终结开始于20世纪。人文科学和海德格尔，要么走向了以数学智慧的胜利把人格、它的统一性和它的被选择驱逐到了主体意识形态中，要么走向了使人扎根在他只是其信使和诗人的存在中。”[2](P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