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与“国学”*

      中图分类号：B50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5-0123-09

      在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中，《诗学》一向是显学：早在1936年，即有傅东华译本(《诗学》，上海商务版)刊行于世。60年代以来，每十年就有一个新译本问世(晚近甚至有两个)：姚一苇译本(《诗学笺注》，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胡耀恒译本(台北：中外文学版，1976)、罗念生译本(北京：人民文学版，1982；重印于《罗念生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版，2004)、崔延强译本(《论诗》，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版，1994)、陈中梅译本(北京：商务版，1996)、王士仪译本(《创作学译疏》，台北：联经版，2003)、刘效鹏译本(台北：五南版，2008)。

      除崔延强译本外，上述译本各有不同程度的注释，最为突出或者说与众不同的是王士仪先生译本：这个长达四百多页的译本采用希—汉对照，不仅有希腊语原文训释，还有义理疏解，凭靠的文献交待得清清楚楚，显得言之有据，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最为显眼的是，王士仪译本将亚里士多德这部著名讲稿的书名译为《创作学》，更改了学界已采用半个多世纪的“诗学”译法。不过，五年后面世的刘效鹏译本仍然采用《诗学》这个译名，看来，学界人士并不愿意接受王译本倡议的改名。

      改《诗学》为《创作学》，王士仪先生并非始作俑者，更非孤掌难鸣。罗念生先生还在世时，据说旅法学者左景权先生就曾托人带给罗念生先生一信，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书名被译作《诗学》“不以为然”，因为“近代西语poetic，poétique只是音译，等于未译”①。左景权先生反对把书名译作《诗学》的理由有二：1.希腊语的与poetry或poésie的含义“有实质变化，按字面去译，反不如《创作论》为佳”；2.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所论只限于大块文章，谋篇布局精心剪裁的，是否诗体还在其次”(同上)。

      如果左景权先生真的是古希腊学家，这些说法是否确实出自左先生手笔，让人犯疑。因为，第一条理由将poetry或poésie视为古希腊语动词不定式(做、作)的对译，显然不对，应该是，尽管这个名词派生自动词，语义却并不等于。第二条理由也是错的，因为，倘若“所论只限于大块文章……是否诗体还在其次”的说法成立，亚里士多德在讲稿中说到诗的“编织不应像纪事”(1459a17，亦参1451b12)就无从解释。何况，明摆着的文本事实是，亚氏在讲稿中主要讨论的是“有体之诗”()，而非“大块文章”()。

      左先生的这封私信后来刊发在一家学刊上，他的看法得到刘以焕先生热烈认同。在1994年发表的专文(今收入氏著《古希腊语言文字语法简说》，前揭)中，刘以焕先生为左先生的第一条理由作了如下补充：来自(意为“做、创造”)，言下之意，poetry或poésie的含义显然不是“做、创造”；反过来说，“诗学”一词“在汉语文中指写诗论诗的学问，而所写所论的诗，大多是篇幅不长的古体或近体诗”，与亚里士多德所论不合。“若将亚氏的翻译为《诗学》，不仅不确切，而且会产生误导”，因此，刘以焕先生主张，“不能迁就原来的约定俗成，应将其订正，迻译为《创作论》为是”；至于何谓“创作”，他明确说明：“一指创造文艺作品，二指文艺作品本身。”②

      王士仪译本的书名译作《创作学》倒不一定是受到上述两位启发，因为，王先生自己的大著《论亚里士多德〈创作学〉》早在1990年就已经出版(台北：里仁版)。可以想见的是，王先生改《诗学》为《创作学》的理由，可能与左、刘两位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

      刘以焕先生明确提出的两条理由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似乎主张，不当以后世之词义(比如poetry或poésie)绳古之词义[比如(做、创造)]；另一方面，他主张用汉语的“创作”来翻译，又恰恰是在以后世之词义绳古之词义。我国古人习用单字而非双字，“创”和“作”在古汉语中是两个字，联属用法出现较晚。“创”的本义为“始造、首创”(《广雅·释诂》：“创，……始也”)；“作”这个字有二十几个义项，本义是“兴起、发生”(《说文》：“作，起也”)，然后有“建造、制作”之意(《尔雅·释言》：“作、造，为也”)，所谓“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即便出现“创作”联署的用法后，意思仍首先是“制造、建造”：所谓“创作巨石礮来献”，所谓“创作兵车阵图刀楯之属，皆有法”等等。“创作”联署用于“写作”或所谓“创作文艺作品”，古书中并不多见，倒是盛行于今世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