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无论古今中外，高等学校从来都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它们与社会母体的“脐带”从来没有被割断过，不过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不同时期的高等学校与社会联系的内容和方式、联系的紧密程度不同罢了。今天，高等学校与社会的种种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了。因此，高等学校与两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如何；从高校角度看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中外高等学校在这个问题上的共性和个性如何，是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和深化高教改革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在西欧，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开始不是一个问题。12世纪由学者和热心学问的市民设立的中世纪大学，是城市文化发展和世俗政权、教会与城市自治组织间斗争尖锐化的结果。作为拥有一系列特权的新型社会团体，它对地方政府和教会都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争夺大学领导权之所以随后成为世俗政权和宗教神权之间斗争的重要侧面，是因为大学虽丧失自治权，但其力量和影响仍日渐增大，直接威胁教会对教育事业的独占，大学传播的科学、文化对神学和教义构成严重挑战。在教会势力压倒世俗政权的情况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显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之后，科学和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空前加强，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之地的高等学校，其社会地位与日俱增。此时，教会对政府的完全把持已随资产阶级登场而告结束，资产阶级开始代表国家，管理高校，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逐渐成为它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内容。随着高等学校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增大以及社会对高等学校的期待值提高，资产阶级政府（有些国家是封建贵族当政）对高等学校的支持和控制力度也同步增大。18世纪末的德国通过把大学教授委任为国家文职官员牢牢地掌握了大学的管理权；几乎与此同时，拿破仑法国把大学改造成专业学校，并将其置于政府严格的集中管辖之下。沙皇俄国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三次剥夺高等学校通过斗争得到的自治权，突出体现大学与政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大学自治权的有无和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政权开明程度的一种尺度。此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开始同大学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一起，成为欧美各国一个争执不下的问题。尤其是本世纪后半叶，高等学校无论活动规模、耗费和创造的社会资源，还是面对的社会状况以及与社会联系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关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早在洪堡时代就有所议论。这位柏林大学的倡导者提出，国家应当克制自己对公民幸福的关心，除了保证他们相互间的安全和使他们免遭外敌入侵，它不可能也不应该还做其他什么事[1]。如果考虑到作为新人文主义者洪堡的议论是针对封建帝国普鲁士的专制主义而发，那么这种见解的极端性不难得到理解。不过，按洪堡设计建立的柏林大学并未完全独立于政府，大学被要求高度自律，校长主持下的评议会按普鲁士国王批准的章程管理校务，并向教育部报告工作。洪堡认为，大学自由地献身科学，不仅不违背国家利益，而且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大学能为社会提供只有它才具有的、政权无法提供的杠杆和力。因此，大学在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的同时，一定会同时实现政府的终极目标，而且是从更高和更广阔的境界满足政府的要求，政府应当对此满怀信心。[2]问题是，大学自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与政府的要求有时不尽一致，大学与政府在各自具体目标上还是存在着明显差别。例如：1)政府通常较多地关心某些近期的目标，希冀立即获得能抵偿其投入的产出；高等学校的目标却往往具有中长期性和非功利性，让它们承担短期任务并非易事。2)政府的注意力经常集中在本辖区内（国内、省内等），特别关注提高本国（本地区）的国际（国内）竞争力，而高校认为自己肩负广泛的、超国家和超地域的使命，它要自由地思考有关全球和全人类的问题。3)较之普及，政府更强调教育的效益和效率，而高等学校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所有希望而又有能力获得高等教育者开放，尽管这并非它力所能及。4)高等学校力求向大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以培养个性完整的人，并倾向于把专业训练留待职业实践和实验室中去完成；而政府更看重专业化，因为它认为，除少数岗位外，人才需求者并不看重有良好普通教养的毕业生。[3] 很难说政府的目标和行为特征，仅仅是出于执政党谋求持续掌权的需要，也不可轻率嘲讽大学怀有唐·吉诃德式的可笑念头，因为这都是各自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学与政府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可是，大学某些活动的非功利性，它强烈的维护超国家利益的全球眼光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尤其是它经常对包括政府在内的国家、社会机构所持的批判态度，虽然不一定导致双方持久对抗，但远非总让政府满意。 欧洲现代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较之相互对立和相互指责，更多地表现为互相依靠和互相支持。除了传统的发现知识，培养人才外，从提供科技成果到传播大众文化，政府向高校提交的“订货清单”日见增厚，而高校离开政府支持，特别是财政支持，也将陷入困境。但是，双方之间也非毫无芥蒂：不论出于何种考虑，政府固然希望高校为我所用，但不免担心后者的独立意识和立场给自己带来麻烦乃至威胁；大学则一方面希望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同时又担心因此而被束缚手脚。显而易见，欧洲的这种情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更具普遍性的是，在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双边关系中，政府经常处于主导地位，虽然也不排斥相反情况，即大学以自己达到时代高度的精神武器影响并制约政府的行为。值得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尤其是大学，虽然总是声称它们创造的一切是人类共同财富，它们的宗旨是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和根本利益，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坚持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协调，可是这些要么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要么是一种包装华丽的宣传，因为大学校园并不能超然物外，那里同样浸透了无所不在的阶级意识。 从建国起直到70年代末，我国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如同政府其它下属机构同政府的关系一样，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高校就作为“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所需人才的“工厂”或“车间”被纳入一个庞大的生产系统，跟着这部机器的节奏运转是它的全部活动内容。到80年代后，我国高等学校获得某些从来不曾有过的办学自主权又立即感到自己的生存条件变得空前严峻。在经济转轨变型的过渡时期，昔日田园诗一般的优闲生活已随风而逝，它们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殚精竭虑。 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目前的千余所高等学校的生存空间不尽相同，各校承受的内外压力亦不均衡，而且这些压力大多没有由学校全体成员共同承担，但确凿的事实是，高等学校与各级政府单一、垂直的隶属关系开始复杂化，政府开始为如何调整与高校的关系大费周折。换言之，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如何调整这一问题，应当受到高度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