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建国以来我国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发展变化，似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建国到“文革”开始之前，这时的大学生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第二时期是十年“文革”时期，这是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开始发生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第三时期是文革后到九十年代初，其特点是将原先的以社会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转变为兼顾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认为人的价值既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也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与满足。 关键词 大学生 人生价值观 个人价值 社会价值 一 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意义进行认识和评价的内在尺度，指导着人们的人生态度、信念、理想和行为。由于它处于心理结构的最高层次，支配和调节着个人的认识与行为，因此，人生价值观不同，衡量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尺度不同，对整个人生的根本看法和行为方式也就不同。大学时期一般处于青年中期，正是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研究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发展变化，对于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趋向，有效地帮助他们形成健康的人生价值定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对大学生的教育更加有的放矢，切合实际。 二 纵观建国以来我国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发展变化，似可将其划分为三个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建国到“文革”开始之前，称为“建国时期”；第二时期是所谓的“文化革命时期”，也即“文革时期”；第三时期是文革以后，称为“改革开放时期”。其中有的时期又包含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下面试分而述之。 （一）建国时期（1949年—1965年） 这一时期，也即五、六十年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的主要特点是，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无私奉献”便是人生的最大价值。 他们把绝对服从社会的最高利益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把自我克制看成是自我修养的美德，把献身于社会公共事业看成是人生价值的全部。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的存在和利益直接消融于社会整体之中，并在为社会的奋斗中获得自己存在的最高价值。所以，当时的口号是“一生交给党安排”、“我是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根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个人的私利，认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卑鄙的，社会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 这一人生价值观的建立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 他们大多出生在旧社会，实际感受到了那个支离破碎，负债累累，剥削阶级当政，人民生活贫瘠痛苦的时代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一切相对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国家统一、国势强盛、内政外交无一不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新社会来说，新旧两个时代迥然不同，因此，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英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共产主义前途光明。因此，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在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下，集体主义日益深入人心，大家都认为，只要共同努力奋斗，为社会和集体贡献自己的一切，几十年后，共产主义就能实现，所以，当时青年学生的价值标准把社会和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也就很自然了。 但是，这种价值观又是有缺陷的、不健全的。价值观的形成要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条件的影响，而我国当时的经济还是农业经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社会上还保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和封建残余文化，政治上又与世隔绝，几乎与世界技术发达国家没有来往，这就使得封建残余势力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对某种主义的信仰，对领袖的崇拜，逐渐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化氛围中建立的。 （二）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 文革十年，是青年学生思想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念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若以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事件为界，这一时期又可划分为文革前期和文革后期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文革前期 文革开始后，政治标准成了评价一切的首要标准和唯一标准，为了某种主义和主张，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因而，任何个人的私利更不足挂齿，对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否定，对集体和社会利益的绝对肯定，这时都被推向了极端。“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时髦口号成为当时否定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时代利器，每个人都丧失了自我，个人似乎与社会已熔铸为一体。然而，这种对个人价值彻底否定和对社会价值绝对肯定的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发生变异了。 2.文革后期 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大学生到农村、工厂、部队接受“再教育”的运动，使不久前还是文革功臣的青年学生红卫兵们，一下子变成了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严峻的现实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微薄的收入，使他们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尤其不久后发生的林彪事件，更动摇了他们的自信心，感受到了被愚弄的悲哀，促成了他们对原先追求的理想、信仰的极大迷惑与怀疑。而与家庭的离散，则加速了他们的独立化，使他们过早地自立，特别是促使他们开始独立地思考许多问题了。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权利。这也是必然的。文革动乱让青年学生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讽刺画，而青春却在苦行僧般的岁月里黯然消磨。他们不仅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东西，相反，以前他们所轻视的那一切，象温暖的家庭，称心的职业，美好的生活，这时都无处可得。于是，相当多的青年学生便自然而然地转向寻找一个好职业，建立一个好家庭，或是获得一些难以得到的紧俏商品。这时，实惠主义找到了自己众多的信奉者。现实的物质享受，开始重新获得它的世俗价值。因此，尽管此时极左路线的标准口号铺天盖地，“为社会、为集体”仍是人们公开标榜的第一价值观，但实际上，人们的革命狂热已开始消退，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却日渐重视。许多人开始为此而四处奔走，多方谋划，甚至不惜牺牲“革命原则”和社会利益。于是，“拉关系，走后门”以获取个人私利，从此便流行于世，并且屡禁不止，日益严重，终于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风气。这是对当时社会否定个人价值的一种反叛，但其代价却是高昂的：它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混淆了“是”与“非”，“好”与“坏”，“公”与“私”的界限，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和文明发展陷于混乱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