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应用学科过去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在主导思想和运作过程中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探讨了应用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并根据几年来我们在创办应用专业中的切身体会，提出应建立一整套具有“宽”、“新”、“实”特点的教学体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充分体现应用学科的特色。文章还进一步强调通过各种具体途径，建立新的管理和保障机制，加快相应的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确保应用学科、专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应用学科 重要环节 高教改革 在实施“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中，高等院校肩负着极其重要的任务，需要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 现代科技事业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分别需要不同类型和素质的优秀人才。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偏重于基础理论和实用技术。前者集中于综合性大学，后者则以各类专业院校为主。其中恰恰缺少了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多种学科和专业。因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才把“重点发展应用学科”做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针。近年来各高校虽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开办了一批新的应用专业；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不少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发展应用学科绝非权宜之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近年来各高校面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开始对开办应用学科、专业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但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其表现主要有三：一是只着眼于当前的市场需求一哄而上，盲目发展；二是急于以此改造老专业，为学生就业创造条件；三是较多地考虑经济效益，把应用专业做为创收的摇钱树。总之，把应用学科建设当成追求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缺乏长远的打算和科学的指导，不愿进行较多的投入，缺少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建设。因而近年来高校中的应用专业虽数量大增，但很多却是有名无实，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上都不尽人意，既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又损害了这些专业的形象和声誉。 实际上，搞好应用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一方面可以培养大批高质量的应用性人才，调整、改善我国的人才结构，促进应用研究、应用科学的发展，更好地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以应用学科、专业为纽带，能使高校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使教学、科研工作走出“象牙塔”，寻找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中长期课题，面向社会需要，提供更多有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和高智力服务，促进科技、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如果各高校在原有的基础专业或技术专业之外，再增加应用专业这条腿，必将为自身的发展开辟新的途径，进一步赢得企业和社会对高校的支持与关注。 应用学科建设，的确是高等院校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也将是下个世纪各高校竞争的又一战略制高点，关系着高校今后的生存与发展。 二、应用学科不等于实用技术培训 囿于偏见，人们往往把应用学科视为简单的实用技术专业。许多学校也因此将应用学科、专业降格为两到三年制的大专层次，偏重于教学生一些专门的实用技术，并把它们与某类具体的社会职业对应起来，使之变为一种职业培训，这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在现代社会中，应用研究、应用学科和应用人才培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把握这种关系，是正确认识应用学科、专业的关键。 科学技术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层次组成的。“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应用研究是指具有特定的应用性目的的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1〕。有时也被称为“发展性研究”。它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5年、10年或20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2〕。其研究目标介于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研究之间，是联结二者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桥梁。有学者指出，“真正涉及未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后劲的，是应用研究”〔3〕。因此，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它予以特别的重视。80年代初，美国的科研经费绝大部分用于这类研究，其数额相当于基础性研究经费总和的10倍。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建筑在发展性研究和成品研究的成果上”。与这些国家相比，应用研究恰恰是“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4〕。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的分析是非常中肯的。其他海外华人学者在80年代也曾有针对性地提出，由于绝大部分基础研究的成果远离经济价值，从当前实际出发，“国家不宜将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而应放到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实用研究上来〔5〕。我国应用研究的相对薄弱已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使有限的科技力量和研究经费的分布失去平衡，过去较多地集中于基础研究，近年来又向开发研究偏斜。“我国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科技成果问世，但是真正应用于生产和社会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规模生产能力的比较少”〔6〕。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应用研究的缺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便如此，几十年来我国对生产力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实际上与应用研究也都有直接关系。如50、60年代对研制核武器的科技攻关，带动了核能和航天科技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前些年对三峡工程可行性所做的全面研究，为国家下决心兴建该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近年来，面对发达国家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战略举措，怎样立足我国现有条件，不失时机地采取积极对策，争取尽快缩小与国外的差距，这也是重要的应用研究课题；怎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真正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进一步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也同样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这些都足以说明，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大量的应用研究课题和任务。它们对国民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比基础研究更直接、更实际，比具体的开发研究更重要、也更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