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具有现实性的理论问题。但是，我国高教理论界对此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最近，有学者在围绕传统文化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商榷中〔1〕〔2〕，把这一理论问题集中提了出来。为此，笔者试图对之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高教理论界的师长与同仁。 一、文化与高等教育具有潜在的、更深层次的联系 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的关系，首先必须揭示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明，教育是受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制约并为之服务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尽管都与高等教育有密切的联系，但其联系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们并非是处于同一层面来对高等教育发生影响的。 经济、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性的，处于表层，容易为人们所察觉与把握。其中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表现为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团体，总是要利用其政治权力，通过立法、行政、财政等手段将高等教育纳入自己控制的轨道，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在阶级社会里，谁受高等教育、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为谁服务，始终是政治斗争所关注的问题。经济或生产力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也是显性的。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内容的改变、教育方式方法的革新，是由经济或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再向普及教育的发展，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结果。特别是本世纪中期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在为政治服务、推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和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明显，并为人们所强烈意识到。 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则是隐性的、潜在的。从根本上说，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人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具体经济、政治环境中的“外化”。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形成、教育目标的确立、教育内容的选择、课程的设置与排列、教学方法的采用等一系列环节，都与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亦即文化不仅作用于教育客体，同时也作用于教育的主体。正是因为文化作用的方式是潜藏于人类主体行为背后的，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这种潜在作用。 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之所以是潜在的、更深层次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中介性。文化既可以相对独立地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同时又是经济、政治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的中介，经济和政治的作用往往要通过文化的“折光”表现出来。 文化作为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归根到底是受人类的生产方式，并主要地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但是，文化除具有受动性外，还有其相对独立性。一方面，文化往往与一定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之间表现出不一致性。古希腊艺术产生的经济基础同现代相比，无疑是落后的，但它作为人们通过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上都是非常落后的，然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文学上产生了歌德和席勒，哲学上诞生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以至处于后现代社会中的西方人士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来，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另一方面，尽管人类文明已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条件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那些在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条件下产生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艺术时所说的：“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3〕这种与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的非比例性表明了文化具有超越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形态的超历史性。在时序上，它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在空间上，它可以跨越一定的经济共同体和政治的共同地域范围而发生作用。因此，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超越经济的、政治的需要而对高等教育发生独立的影响。比如教育要求和教育目标中涉及到对人的精神、思想观念、人格等文化修养方面要求的内容，并非能用单纯的经济、政治需要来解释，而只能理解为一定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体现。 文化除具有相对独立性外，还是另一个重要的特性，即中介性。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有没有中介？马恩的经典著作虽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但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观念和其他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的缘故忽略了形式的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4〕另外，普列汉诺夫在其《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文中，通过将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两种基本形式，也论证了其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指出这一中介是存在的，它是“某一时代的心理”，即社会心理〔5〕。我国有学者认为这一中介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6〕。这些都说明了文化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作用以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都要以文化作为媒介而进行。也就是说，作为受社会意识所支配的人类主体行为、人的实践活动与社会的“经济事实”之间，客观地存在着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文化“存在物”。从根本上说，高等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因此，经济和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要通过文化这一中介来实现；高等教育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也主要地是通过文化的中介作用，即以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予以“折射”的。比如，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就不一定直接地对高等教育施加影响，它可能因为文化的中介作用的存在，由于文化与经济的滞后性或超前性而使生产力水平延迟或提前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此类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爆发的国家，新型的生产力最早在英国出现，但是英国的高等教育却“持续了200多年对新科学的反对，……在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崩溃”，〔7〕科学技术内容很迟才进入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而德国在18世纪初期，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德国的高等教育却首先确立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原则，率先将科研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中。其中的缘由，主要是两国文化价值观念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