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是穷国办大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更不可能由国家全部承担需求愈来愈多的高等教育经费。那么，我国的高等教育如何才能走出经费奇缺的困境呢？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略作分析。 一、高等教育经费短缺现状分析 中国当前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快，人才需求量大，但是由于高等教育底子薄，国家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高等教育开源创收能力差等原因，导致高等教育经费严重短缺，且形势日益严峻。 1.政府给高等教育的拨款不可能有大的增加。我国现有的一千多所普通高校几乎都依赖政府拨款过日子。以前，政府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五六十年代大学生少（年均在校生50年代为35.5万，60年代为61.58万），各方面要求也不是太高，国家还养得起。现在情况变化了，1994年在校生已达279.84万，国家给高教的财政拨款达80多亿，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增长。现阶段，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处都急需钱，财政十分紧张，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办高等教育，近几年国家对高教的拨款已呈递减趋势，如：1990为87.65亿，1991年为86.90亿，1992年为83.65亿，近几年又有所减少。再说，即使国家财政支付能力增强，也很难大幅度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因为高等教育不属义务教育，不应该由国家包办；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方面缺口还很大，这倒是应该由国家多拿出一些钱来办的事。从国际比较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依靠国家财政，而在中国是恰恰相反，高等教育经费中财政拨款的比例要比基础教育高，例如，1990—1992三年的教育财政拨款，高等教育中占86.8%，基础教育中只占59.1%，这是不正常的。而现在政府给高教的拨款没有大的增加是正常的，我们不能过多地要求政府增加高教拨款。 2.物价不断上涨，办学经费相对减少。近十年来，高等学校的收入均有较多的增加，但由于物价上涨幅度大，实际上并无多少增加，如国家拨给高等教育的生均事业费由1981年的1753元增加到1991年的3490元，实际上1991年的3490元只相当于1981年的2084元（可比价格），10年只增长了1.19倍，而同期的物价翻了十多倍，相对而言，高教经费不仅没有增长，反而还减少了。 3.高等教育的开支不断增加，学校背的包袱越来越重。“文革”前，高等学校不仅支出项目少，而且价格低。现在不一样了。时时处处，点点滴滴都得花钱，而且各种收费不断提高，学校已无力承受。学校的人头经费不断增加：一是由于人员严重超编，1992年全国高校教职工超编35万；二是由于教师的职称、干部的级别越来越高，而且数量增多；三是由于离退人员增加；此外，学校还得支付各种劳务费和奖酬金等。全国高校人员经费占教育事业费的比例由1985年的62%上升到1992年的72.3%（少数学校高达90%左右）；而公用费则由38%下降到27.7%，有的学校仅10%左右。此外，学校办社会的现象日趋严重，成千上万的师生员工住在校园，什么都得由学校管，学校背的包袱越来越重，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4.社会对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学校的经费投入相应增加。由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要求毕业生样样会，什么都行。高校毕业生已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找工作难，所以学校和学生都不得不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千方百计地提高水平和质量。为此，学校就得改善办学条件，充实、更新设施设备，而这些都必须增加经费投入，想不花钱就能全面提高质量和水平，那只是一句空话。 5.办学规模小、效益低，投入与产出不协调。据1993年统计，全国1065所普通高校中，在校生不到500人的有69所，在校生在501—1000人的有167所。全国每校平均在校生2380人，其规模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英国在校生为5700人（1992年），日本为4200人（1992年），美国为4000人（1994年）。“文革”前，工、农、医、师、财、体、艺等各类学校的分工十分明确，因此，各校的专业点不多，但每个专业点每年招生100—200人，规模效益高，投入少，产出多。而现在，各类专门学院纷纷向综合性大学看齐，专业点无限增加，管理、会计、国际贸易、计算机等专业，几乎校校都办，大量专业重复设置，造成浪费，办学成本增加，效益很低。1994年全国高校共有专业点1.8万个，平均每个专业点每年招生约48人，有少数专业甚至是隔年招生。 二、多途径筹集高等教育经费的可行性分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受到发达国家办高教的成功经验的启示。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使我们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特征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为多途径筹集办学经费奠定了良好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广拓财源，大兴高教，已经可行，如下诸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是从国际上看，高等教育主要由国家拨款的并非只有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各国、英联邦国家、拉美各国等，公办的高等学校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甚至这些国家的私立高校同样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这表明，国家出钱办高等教育并非由社会政治制度决定，而主要是由经济实力来决定的。经济发达国家花大钱办高教，无可非议。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若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勉强支撑，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必然会出现要么因高校数量少而将许多优秀青年拒之大学门外，要么扩大招生而降低办学条件和质量，这样都不利于高教的发展，也无法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发达国家并不是都由国家完全包办高等教育，而是国家、社会及个人等共同分担高等教育经费。这样不仅能调动各方面对高教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1994年国外公立高校中，学费占生均经常费比列最高的国家有：韩国40%、约旦31%、智利25.5%、爱尔兰25.5%、美国24.5%，而中国仅占8.5%。现在，我国不少人都认为国外成功的经验是可取的，多途径筹资办高教，既可为国分忧，加快高级人才培养的步伐，又能让更多的学生有上大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