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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科技成果曲线图 上图所示的新中国科技成果曲线（陈文化：“新中国科技发展态势的统计分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2，2，P53）表明，1950年～1958年科技成果剧增，1958年成为第一个科技高峰年。同时期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进行了接管、改造旧中国高等学校，全国院系调整和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样板的改革，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教管理模式。 这时期，出现了几项重要的有关科技与高教发展的大事：1950年确立新中国高等教育方针；1955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1956年颁布“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等，这些均有利于科技与高教在起步阶段达到初始协调。当然，具体冲突是存在的，其中之一便是经费。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都处于早期发展中，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国家的财力极为有限。尽管如此，科技与高教仍以协调为主调。例如，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目的正是为了使高等教育满足建国初期以科技为特征的工业建设的需要；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教模式，培养中国的苏式“处方”型专家，也是为了完成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和建立的工程技术项目，为了运用从苏联等东欧国家引进的技术设备。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特点：高教的发展为科技的进步提供先期准备，高等教育改革动作相对于科技成果的取得有一个提前时期。这正表明了教育的“滞后性”特征。 2、1961～1966年，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调整段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在这“八字”方针的指引下第二次协调发展。高等教育领域，从1961年开始就进行了压缩规模、合理布局的对“大跃进”时期高等学校盲目膨胀的“改正”：高等学校数从1960年的1289所减至1963年的407所，然后，在此基础上稳步 发展，1966年为434所。科学技术领域，在发挥50 年代科技积累效应的同时，强调了组织管理要素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邢顺福：“试论新中国技术发展的周期率”，《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2年第9卷第5期，第30页），使科学技术进一步充实，成绩明显提高。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以及层子模型的提出，都在1964～1966年获得成功，且1964年成为第二个科技高峰年。使建国仅17年的中国核技术已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 这一阶段，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具有在有关政策、法规频繁出台下调整、提高的特征。1961年颁布“科研14条”、“高教60条”；1962年出台《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5年公布《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等等，明显地促进了科技与高教在调整中的协调发展，特别体现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方面，如“高教60条”的11项主要内容之六为“高等学校应该积极开展科学研究，以促进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刘一凡：《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略》，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在《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规划（草案）》中，有186所高等学校承担了任务。 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549个中心课题中，143所高等学校参加了461项（占 84%）；由高等学校主持研究和负责研究的中心课题372个， 占课题总数的70%……。从此，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站住脚了。（见上一个注解，第70页）由于高校科研工作本身就把科技与高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高校科研的稳步发展可作为科技与高教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 3、1978～1994年，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成熟段 1978年被称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建立第二个里程碑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建立重要里程碑的年代，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都在这一年召开。198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及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及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有利于中国科技与高教的协调发展步入成熟期。 政府的重视及各项有利于科技与高教协调发展政策的出台，促进了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高等教育领域：恢复“高考”制度，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加快高校科研的步伐；高等学校数，在校本、专科生，研究生数均稳步增长，到199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1065所，在校本、专科学生达253万余人， 全国（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学的研究生为10万余人（《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科学技术领域：如图所示，从1978年开始，中国科技成果数急剧上升；在《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10日报道的1949～1990年42年间39 项“建国以来曾产生重大影响的部分科技成果”中，1978～1990年的13年间共取得23项，在30%的时间内取得近60%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