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汗牛充栋的史学成果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一批研究我国教会大学的论著。数量虽然还不是很多，但已触动了史学界过去四十年来未曾认真涉猎的领域。1987年以来已先后四次在成都（两次）、武汉、南京召开了教会大学史研讨会，把教会大学置于中外关系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以及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剧烈变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探讨论证，并出版了一些会议论文集。[1]可以说，在史学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进程中，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兴起既体现了为传统学科寻找新方向的努力，也是我国史学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 无庸讳言，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扩张的伴生物。不过，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大环境中，教会大学兴办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有变动，其对华政策时有调整，各校主管人员的政治态度也未必与该国政府完全吻合。同时，教会大学办学的主体虽然是欧美的基督教、天主教会，但它们的构成人员一开始就包括来自我国不同阶层的教师、职工和学生。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西方传教士不可能直接凭借其本国政府在华的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来兴办高校。我国教会学校从初等、中等教育发展到高等教育；从集中于通商口岸、按单一模式小规模办学，发展到遍及大江南北、较大规模地兴办不同类型的高校；从国人普遍怀疑或敌视，发展到能为学界接受；甚至当侵华日军大举进攻，许多教会大学师生流离失所时，还能在我国大后方觅得栖身之地。凡此等等，不可能、也不应该笼统地单从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扩张来诠释，而需要既从教会大学自身的发展沿革中，也从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演变中寻求答案。 本文拟将教会大学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置于我国文化教育史的背景中进行辩证的考察。笔者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侵华的伴生物，仅就办学主体的动机而言，在华兴建大学实出于向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扩张的需要；第二，教会大学又是西方教育模式在我国萌生和成长的结果，它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衔接，客观上也顺应了我国变法维新和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要求；第三，教会大学虽因最终背离了我国人民革命的主流，从大陆上消失了，但是对其不同发展时期各种政治倾向和态度的评价，却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具体分析的问题，不宜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 关于第一个问题过去的研究比较充分，本文只从教会各派势力在我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这一取向，作进一步的探讨。 从全球范围看，欧美各国天主教、基督教会的海外布道活动是随着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加强而兴起的。十七世纪中叶，当老牌殖民国家加紧争夺殖民地的时候，法国天主教徒率先组建巴黎外方传教会，此后这类组织逐渐增多，新教的基督教会亦纷纷成立差会，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及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殖民势力席卷亚非拉美各个角落，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汹涌。这时，基督教和天主教会的海外布道活动也空前活跃，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美国基督教各差会更有后来居上之势。[2] 他们早期活动的共同特点是，不仅经济上仰仗殖民政府和投机殖民地的大商人的支持，而且政治上亦寻求其保护，当传教受阻时往往借助殖民特权和高压手段以求生存和发展。 这种情况在中国尤为明显。清王朝鉴于罗马教廷一再干预我国的政令习俗，自康熙以来对传教士长期实行严厉的限制。[3]因此，近代天主教、基督教会在华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借助坚船利炮打开我国门户，并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欧美基督教会首批来华的著名人物，如英国的马礼逊、美国的裨治文、普鲁士的郭实腊等等，都曾受雇于殖民政府、商馆和公司，通过参与殖民扩张为传教办学开辟道路。[4]显而易见，没有资本的实力，没有对外扩张的需要，大批宗教拓荒者便不可能得到长久的支持。 来华传教办学的西方教士，一般均怀有消灭异教，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就传教士群体而言，他们的驱动力不单是献身宗教的热情，而且交织着以优越的西方文明征服东方文明的殖民心态。因此，晚清时期凭借武力和强权开展传教活动已成为证之于史的基本特征。事实表明，正是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接受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及其他护教条款[5]后，英、美、法等国的来华传教士才得以迅速增加，培养教徒子女和新教徒的初等和中等学校才得以同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才有试办高等学院和大学的可能。 正因为教会大学与殖民扩张具有这种历史联系，所以它的创办者不可能以平等的态度尊重我国的主权和文化传统，犹如经营租界一样把学校变成了国中之国。教会大学成立后径直在国外注册，由外国宣教会和董事会操纵。他们精心培养从平民到高官巨贾的子女，慷慨授予一些外国高校的学士学位，[6]指望通过这些毕业生染指政界、外交界，进入海关、银行、邮局、工矿和交通运输部门，以加强对我国的经济渗透和影响。据此，人们批评教会大学是西方列强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 然而殖民特权毕竟不可能直接造就高等学府，从教育史的角度看问题，教会大学也是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西方传教士执著追求、力排非议、苦心经营的丰碑；它记录了把西方教育模式植根于中华大地，并使之达到高等教育水平的漫长创业过程。其中需要跨越的至少有两大障碍：一是认识上的差异；一是办学条件的欠缺。即是说首先需要克服教会内部轻视和否定教育，或者要求教育完全服务于传教的偏狭观点。同时争取多方面的协助支持，为解决经费、师资、教材、生源等实际问题创造条件。 十九世纪初，传教士把收养赤贫儿童作为造就信徒的捷径，认为以办学形式传教可望减缓各阶层民众的猜疑和抵制。因此，传教与兴学并举一般能为各国教派所接受，它表现为与传教紧密结合的小学和部分中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