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僧。但我们至今对高等教育的目标还未取得正确的共识,经常听到的有“人才培养是中心”的提法,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并驾齐驱”或“教学、科研和创收三位一体”的提法,还有“发现新的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继承文化遗产”、“向社会提供道德标准”等各种提法。目标的模糊,导致了对高等教育的本质及其社会职责、社会地位的认识的模糊。这种模糊性,对实施“科教兴国”的方针十分有害。因此,有必要对高等教育的目标进行科学的定位。 一、高等教育的目标体系 高等教育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复杂系统,和其它复杂系统一样,有一个由多个子目标组合成的目标体系。用下图的最简练的形式可对该体系作一概要的描绘。
二、目标体系的内部结构 人们通常认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唯一目标或中心目标。因为只有高等教育能够大规模、规范化地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因此“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确实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它却不是唯一的目标,更不是最高目标。在高等教育的萌芽期(如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和古希腊的“雅典大学”),相互辩论、著书立说等活动具有和培养弟子同等的重要性;而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提出的现代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功能,更说明了高等教育目标的多样性。 教育事业培养人,其实质是提高人的精神本质。人类精神包括情感、知性和理性三大部分。“知性”是指人对客观实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它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理性”是指人对人类理念的认识,它包括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而各门艺术则是运用知性和理性为手段开发人类情感世界而形成的学科。古代产生高等教育萌芽的直接原因是学者或君主对研究学问的兴趣,这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对发展自身的知性和理性的需要。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加证明了这种需要。所以,发展社会的知性和理性是高等教育的最高目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只是实现这一最高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另一个与之并列的重要手段是扩散学术成果。著书立说、推广科研成果、进行艺术展览等,都是扩散学术成果的具体表现。高等学校研究、开掘人类的知性和理性所形成的成果,通过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扩散两种方式传递给社会。培养人才,是以人才为载体把成果输送给社会,这是一种间接传递。而扩散学术成果则是一种直接传递。由于大规模、规范化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是高等教育独此一家的功能,同时也由于这些人才构成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核心和技术中坚,他们所携带的学术成果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过程中又随他们对工作的开拓而继续生长、延伸,使整个社会的知性和理性进一步发展,所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功能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尽管如此,学术成果的直接扩散仍有其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形成了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直接而广泛的接触。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学术成果直接扩散的重要性还在与日俱僧。 作为次级目标的培养人才和扩散学术成果,还有更次一级的目标为它们服务。为扩散学术成果服务的是学术研究,其中包括在各类学科中提出新的学术思想,和对已提出的学术思想进行应用性研究。培养人才以提高被培养者的全面素质和专业才能的方式进行,其支撑手段主要是教学,而学术研究也是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在研究生等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方面更是如此)。教学和学术研究(即通常所说的“科研”),是高等学校的两大职能,它们在高等教育目标体系中属基础性层次。 支撑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做学问”,即在各类学科中,对人类已涉足的领域进行整理和对人类未涉足的领域进行开发。所谓整理,就是对某一学科或某一学派的学术思想进行归整和对不同学派或相关学科的学术思想进行整合;所谓开发,就是继续拓展已有学科和创建新学科。这种整理与开发,是高等学校发展自身知性和理性的活动,是支撑高等学校的所有目标和功能的基础。高等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它永不满足于已成形的学问,它在向被教育者传授相对成形的知识的同时,还传授给他们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信念和能力。这正是人类需要高等教育的根本原因,也是高等学校师生思想活跃的根本原因。 至此,我们可以对高等教育目标体系的结构进行一个简练的概括:在社会现有知性和理性的基础上整理与开发(即“做学问”),进行学术研究,并将已经成熟或较为成形的成果用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通过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扩散等几方面的努力,实现发展社会的知性和理性的这一最终目的。而社会知性和理性的新高度,又成为高等教育下一轮“做学问”的起点,从而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不断发展。 三、目标体系的外部边界 “做学问”是高等教育目标体系中的“底边界”。为它服务的是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管理、经费与设备等一系列保证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高等学校对外发挥的功能,所以不能列入目标体系的范围。 “发展全社会的知性和理性”是高等教育目标体系中的“顶边界”。尽管这一目标还要进一步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服务,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并非仅靠高等教育就能实现的。即使是在文化领域,如果仅有知性和理性的提高,而没有政策法规的导向、经费的提供等支撑条件,其结构体制、运行机制和硬件设施建设就无法进行,整个文化领域也就不可能发展。这种情况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更是如此。所以,“发展社会的知性和理性”这一目标之上的所有其他目标不应列入高等教育的目标体系,它们属于社会总目标体系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