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联合办学无疑是当前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在高校合并与联办的实践中，出现了学校数虽减少了，但机构庞大了，环节增多了，甚至个别教育资源劣化等现象。动机如何与效果统一？如何避免高校发展中的反复与折腾？看来加强联合办学的先期性研究和过程研究至为重要。本文对联合办学从方法上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我们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参加这一讨论。 一 高等学校的教育资源要进行优化配置有多种形式：高校与赢利性实体联合，如与企业等；与非赢利性实体联合，如与社区等。这是指高校与非高校实体的联合以达到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目的。 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的另一种形式，指高校联合办学，这是指教育系统自身。优化配置教育资源需要高校联合办学，但是，联合办学未必能达到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目前，国内一些高校联合办学后之所以如此，是一个方法问题。 本文所讨论的联合办学的理想模态，是指几所高校联合后，具备高效的教育和教学管理系统，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装备设施及其他方面均形成规模效益，投入是最经济的，产出的结果是，不仅能自觉地接受日益完善过程中的或是理想模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还具备自我约束机制而接受国家综合宏观计划的调控。 联合应是溶合型而不是合并型。溶合型需要有个实质性的阵痛过程，合并型可以仅是形式而立竿见影。所以，它应是溶合型。转换机制、重建体制并不是简单地挂（换）块学校牌子。目前的现状是，在一些高校联合的操作过程中，大多以挂块牌子了事，发现问题后，再考虑重建体制及转换机制，以理顺心态，稳定情绪，而忽视了先挂牌子，再建体制，最后达到转换机制的目的是三个环节紧紧相扣的一个连动过程。 二 这就是方法问题。 在市场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对资源作基础性配置的力度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仍袭用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包得过多、统得太死的行政方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方法完全可以做到若干所高校合并，合并后的这所高校，完全可以在此体制的宏观背景下运作。这是因为—— 1.高校依附于体制。有局级高校、副局级高校、处级高校等等，完全是官本位。此体制下，行政方法是绝对的权威，可以让A校并入B校，也可以让B校并入C校；可以让一所学校从此地迁往他地，也可以让几所学校从各地迁往一地；可以让几所学校相同的或相近的专业归并，也可以让一所学校的一个专业分解；甚至可以宣布某一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是伪科学，也可以用李森科学派来压制孟德尔学派等等。 我国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与其说是学习前苏联高校的专业设置，不如承认是照搬前苏联的办学体制。这时候，没有一位校长会说不，也没有一位校长能说不。校长与学校一样，也是体制的依附。他不是学校的法人，他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上的一颗螺丝钉。所以，校长不必刻意去做教育家，只要做好教育官员即可。 2.仅仅探讨体制和学校的彼此关系还远远不够。关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适应此体制的物和物的关系，那就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全额拨款体制。跟着全额拨款体制而来的，是定额的人事编制，增一人则太多，减一人则太少。所以，哪怕是把一所学校或若干所学校东西南北搬个遍，拆了并，并了拆，钱不够的话，兴建学科、归并学科、撤销学科、派生学科，都不用担心失业，领工资的岗位总是有的。 3.学校的撤并，总是要涉及教职员工的升降迁徙。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都是刻板的，一切都是享受保险的，生老病死都给包下了，让挪个窝还能有问题？封闭的、死板的、僵化的此体制下，任何一位教职员工都不可能表现自己的主体意识，在什么样的巨变之前，都必须麻木，听从命令已成了惯性和惰性。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怎样合并，用今天的价值取向作判断，丝毫不危及教职员工的生计。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之所以合并高校能畅通无阻，在于合并仅是一种形式，本质上是计划调度而不是市场配置——无论是教育资源的硬件，如校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直至科研成果等等，还是软件，如前面所分析的诸种人与人之间、人与体制之间发生的管理关系，只不过是这个口袋里的东西转移到另一个口袋，拥有者不变。 三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通过市场对教育资源进行基础性配置，这是一个基本前提，计划调控的职能只是使资源配置有效，从而在操作上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某些弊端。 高等教育置身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必然与之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单纯的行政方法已明显低效或失效。但是，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亡，市场的发育又尚未成熟，这意味着行政方法还需要。在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增添了鱼与熊掌两者兼得的矛盾和难度。这是因为—— 1.高校尽管仍然有行政级别，但变得不那末重要了；校长尽管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但变得不那末听话了。与赢利性实体一样，高校及校长都在悄悄地要求有一定的自主教学权，要求行政部门尽快转变职能而不要尽管管不好或管不了的事，并要求明确学校的职能，要求自我管理科学等等。这很有点类似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职责明确、管理科学”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