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萌发、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确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恢复、发展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制度化、规范化于新世纪的征途之上。 回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政策从无到有、从探索到进取，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跨越。每一次跨越，顺应了时代潮流，开辟了发展道路，书写了崭新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跨越之一：“三大法宝”的光辉论断，提升了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为多党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决议规定，共产党在政治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及革命的条件缺乏深刻理解，对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缺乏实践经验，在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策略上不成熟。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社会背景极为复杂、敌人极为强大、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状况，决定了任何阶级、任何政党都无法单独取得革命胜利。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孤立顽固的反动势力，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需要。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就此达成共识，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问题作了具体阐述，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在革命斗争实践的教育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很快认识到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为促进国共合作的迅速形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大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形成。 由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背叛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革命归于失败。蒋介石篡夺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建立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斗争，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不能客观地分析阶级阵线的变化和其他党派的性质，拒绝与其他党派合作。而当时“第三党”在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同时，也不承认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他还说，“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沈阳，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各党各派无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从9月20日起，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各派政治力量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统领200万大军的蒋介石却认为，对国民党来说，日本入侵是“皮肤病”，共产党的存在才是“心脏病”。于是抛出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人们不会忘记，当“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时，日本关东军不过2万余人，蒋介石却电告16万东北军“绝不抵抗”，这就是所谓的“攘外”。人们更不会忘记，在日军侵占东北的最初5年，南京政府一刻也没停止过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并且杀害了邓演达、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人士，这就是蒋介石的“安内”。 广大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的爱国热情被严重刺伤。他们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独裁专制，亮出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旗帜，另立党派团体。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推动下，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包括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空前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0月，在深刻总结18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性质和特点以及中国革命斗争形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著名论断。 所谓统一战线问题，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同盟军的问题。 将统一战线喻之为“法宝”，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重要性最为通俗而精确的概括。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也是统一战线的核心和支柱。正确理解这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就正确理解了中国革命的实质，进而就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将统一战线喻之为“法宝”，廓清了关门主义的影响，提高了全党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长期而重要的意义。 统一战线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并促使他们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跨越之二：各民主党派积极拥护、响应“五一口号”，承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了多党合作新局面 抗日战争是一颗“毁灭的种子”，不仅毁灭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毁灭了国民党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