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10周年时，几乎没人想到有谈论“中国模式”的必要。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1988年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2％，但那时的增长率波幅巨大，很不稳定。更严重的是，1988年出现了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高通货膨胀率，引起社会上一片恐慌。那时，戈尔巴乔夫已在苏联启动了以“公开性”、“多元化”为特征的政治改革，成为西方人心目中的“时代英雄”。相形之下，不仅没有人谈“中国模式”，人们听到更多的是国内外观察家的预测：中国的政治体制即将崩溃。 到改革开放20周年前后，虽然还有人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体制即将崩溃，但大多数人已经不以为然。那时，中国经济不仅已经连续20年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且学会了避免增长的大起大落，还成功地抵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自己的影响。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经济衰退，中国的转型模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时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概括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转型的速度，据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有别于苏东地区的“震荡疗法”；二是转型的顺序，据说中国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而苏东地区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 到2008年，中国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奇迹。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十多亿人的超大经济体，以年均9.9％的速度持续增长达30年之久，大幅减少了贫困人口，并大体上保持了政治稳定。这很难用偶然或幸运来解释。因此，更多的中外人士开始思考中国成功的秘诀，谈论“中国模式”。 乔舒亚·雷默(Joshua Ramo)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它包括三方面内容：注重技术创新，追求发展的平等性与可持续性，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①林毅夫曾在很长时间里用比较优势战略来解释中国奇迹。②姚洋则把“中国模式”归纳为四项主要内容：第一，中国政府是一个以社会长远利益为追求目标的政府；第二，财政分权带动了地方的积极性；第三，中国探索了一条新的民主化道路；第四，中国的执政党不是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政党，而是一个求真务实的政党。③ 我认为，用任何特定时段内的政策特征或体制特征来概括中国模式都是不够的。模式必须是动态的，而不静态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它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具备可持续性。 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中，林毅夫开始强调“想法”(idea)的重要性，并暗示，中国过去近30年之所以能取得奇迹式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是针对本国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④这样的解释便是动态的。 虽然在其近作中，德国学者韩博天并没有谈论“中国模式”，但他认为中国的“中央主导的政策实验”是一种“独特的政策过程”。中国由此获得了非同寻常的适应能力，得以破除一些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障碍，不断推进制度与政策创新，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时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这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条件。⑤ 所谓“适应能力”是指，面对环境变化等因素造成的种种不确定性时，一个制度发现和纠正现有缺陷，接受新信息，学习新知识，尝试新方法，应对新挑战，改进制度运作的能力。适应能力对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要，因为人类社会必须应对种种复杂局面、未知环境、价值与利益冲突；而所有人，包括决策者和专家都只具备有限理性，无力预见一切可能出现的局面以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因而也无力做出最佳抉择。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在不断试错中，通过比较不同的选择，最终找到未必最佳、但令人满意的方案。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快速转型期的国家，适应能力更是至关重要，因为这个过程好比穿行在一条没有航标的河道上，水流湍急、暗礁密布、险象环生。如果缺乏适应能力，随时都会有翻船的危险。 的确，如果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话，中国政治体制的适应能力肯定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过去30年间，中国在转型过程中跨过了无数道被外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曾几何时，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改革、工资改革、物价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军队与公检法经商、三农问题、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都曾被人看作一道道“险关”，稍微处理不慎，就可能造成全局性的灾难。然而，回首过往，不由人不发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叹。 关于适应能力，社会科学家们知之不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基础是学习能力。社会科学中与政策与制度学习相关的概念很多，虽然叫法不一样，但它们的含义大同小异，都是指有意利用某时、某地有关政策或制度的经验教训来调整此时、此地的政策或制度。为了归纳方便，我们可以依学习的推动者和学习源两个向度区分四大类学习模式(见表1)。
学习的推动者有两大类，一是决策者，二是政策倡导者。为什么决策者会对学习产生兴趣呢？最早研究学习对政策与制度变迁影响的赫克洛说得好，“政治不仅仅与权力相关，也与不确定性相关——人们会好奇应该做些什么？”⑥为此，决策者会想方设法诊断当前面临问题的性质与严重程度，探寻解决问题的潜在有效方式，这就需要学习。特别是当政策失灵、制度失效显而易见时，决策者更会产生从自己过往的经验教训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中获得灵感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