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国民党为分析视角，以政工制度为切入点，利用第一手文献资料，力图清晰地阐释孙中山从单纯依赖军事斗争到军事与政治并重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以及蒋介石在引入政工制度不久，即因各种原因而对党代表的权限加以束缚。在各种权力之争中，“以党领军”的建军目标逐步被“以军控党”的现实所替代，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异①。 本文的政工制度，包含党代表制、政治部制。党代表在军队中为国民党的代表，代表党执行对所辖部队的管理和统帅；政治部是作为国民党的工作机关而建立的，对党代表负责，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从早期的制度设计而言，党代表制、政治部制是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的系统，统一于党领导军队的目的。 一、俄共“以党领军”制度对孙中山的巨大触动 自开始武装反清起，孙中山就在思考如何使军队服从国民党的领导②，提高战斗力，统摄军心。1906年，孙中山提出：“诚以国民军者以国民组织而成，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如水之就下也。”③可以看出，孙中山早已意识到需要凭借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私人或者其他因素来凝聚军心、建设军队，这是孙中山“主义治军”的早期阐释。这时的“主义治军”与日后国民党改组时期的“以党领军”有所区别，孙中山革命初起时所依赖的有新军、会党、军阀等武力，主要寄希望于通过三民主义的灌输，把异己力量转归国民党所用。 然而自辛亥革命以后，历次革命斗争的结果表明，以主义集合军队几乎成为国民党的奢谈。因此，如何使官兵接受三民主义、凭借何种途径使“主义治军”落到实处就成为孙中山及国民党长期思索的重要议题。 俄共“以党领军”的治军模式在十月革命及以后的政权稳定时期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功效，这种新型有力的统军方式吸引了孙中山的目光，为其重新考量“以主义集合”军队提供了鲜活的参照物。俄共武装最早出现党的代表政治委员是在1917年4月。当时俄共中央向准备参加十月革命的部队派出政委，作为党的代表领导武装起义。革命胜利后，红军组建初期，为控制和改造旧军队，俄共中央委派政委进驻，实施监督和宣传教育。随着列强武装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的扩大，俄共不得不大量吸收旧军队的军事专家参加红军，担任指挥员职务。为了对这些指挥员实行政治监督，并加强对全体红军人员的政治教育，1918年7月，俄共在建立正规红军的决议中，把政治委员列为正式编制，分队设政治指导员。政委、政指等党的代表负责领导部队的党政与经济管理工作，规定革命纪律，参与决定一切作战行动问题，任何命令未经党代表签署不得执行。各级部队的领导、指挥权实际上全部集中在党代表手中。政治部为党代表指挥的下设机关，辅助党代表从事政治训练和指导党务，有处罚下级党代表的权力④。 俄共“以党领军”的显明特征是，军队不仅信仰马列主义，而且大权集中在有多年党龄、对主义有坚定信念的资深党员的手中。党代表对旧军队出身之军人的各项监督工作紧锣密鼓，以确保党对军队每一个角落的控制。因此，“以党领军”较之“主义治军”，党的代表对各级军事人员的监管非常到位，党对军队的控制更为严密。 到1920年代初期，孙中山希望能多了解苏俄的党军制度，并为己所用。1921年8月，孙中山给契切林的复函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⑤苏俄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一直尝试着在中国找到同盟者，缓解日本、欧美等列强对其形成的强大压力。结合中国的政治状况和孙中山的上述复函及其以往言行，苏俄政府敏锐地觉察到可以给国民党以适当、有效的引导，在兼顾国家利益的同时，适量输出意识形态，增强国民党的革命性。而红军的政工制度既有深刻的苏俄特色，又能给孙中山带来显明的收效，非常适合输入中国。因此，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议：欲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由党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骨干，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教育，以使三民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官兵心目中得以深植，使党的威信在军队中树立起来，从而实现国民党对军队的统领。马林的提议，与孙中山长期以来存在心底的建校心结是一致的，很容易得到其理解与支持。 或许是受到俄共极其重视军队政治工作的启发，1921-1922年这一段时间，孙中山特别注意对所部将士进行精神训话。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三军官佐讲演《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即《军人精神教育》)最具代表性。演说首先阐释三民主义的涵义，其次剖析精神教育的要旨、定义、精神与物质力量的比较，军人智仁勇三项精神要素的特征；并赞扬苏俄军队有主义、有目的；冀望军人抱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以达成国民革命所赋予的使命。《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是孙中山受到俄共治军体制的影响后，军队政治工作理念的充分展现。 对于陈炯明的粤军，孙中山尤其注意思想灌输，视其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藉此达到革命目的。官兵加入党的组织，这可能是孙中山对苏俄红军“以党领军”模式的有意借鉴与运用。他简单地以为，只要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就会如同红军服从俄共一样服从国民党的领导。1922年4月，孙中山再次在广州向少共国际代表达林表示：“对红军的规模，她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以使自己的政治工作能够在粤军中受到真正的效果。岂料6月16日，陈炯明竟然指令这支党员构成的粤军炮击观音山，围攻总统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