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3-0022-07 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新文化运动给20世纪中国传播下“不宽容”的文化基因，“它所导致的文化格局，便是剪灭了所有文化他元的文化一元”。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与宽容是否相矛盾，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一、仅仅是激烈批判而没有宽容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充分体现在对封建主义的彻底批判上，然而，在一些同志看来，这种批判精神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弊端。他们把勇于向封建复古逆流挑战的陈独秀视作“不宽容”、“一言堂”和“文化霸权”的代表，而把胡适视作宽容精神的“最重要的代表”①。所列举的一条重要例证就是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主张“自由讨论”，他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②而陈独秀在回信中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胡适的这一建议：“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③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陈、胡之间的这次通信即可清楚看出，陈独秀认为“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和“不容他人之匡正”仅仅是针对是否需要采用白话文这一个别问题，而不是任何问题都不容别人争议和讨论。在他看来改良文学之所以不容争议，是因为这是“是非甚明”的问题，属于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不容许守旧势力以各种理由加以阻挠。而对于正常学术讨论中的“容纳异议，自由讨论”这个一般原则，陈独秀还是认可的，认为这是“学术发达之原则”。所以，有的同志断章取义地摘取陈独秀的个别言论就得出陈独秀搞“文化霸权”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1918年6月，正当新文化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之时，陈独秀在回答《新青年》的某个读者的回信中比较透彻地阐述了他对自由讨论的看法：“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日‘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④在这里，陈独秀阐述的立场与回复胡适的信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他并非不允许人们对新文化运动提出反对意见，相反，他主张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反对之言论”，以“虚心受教”的胸怀包容那些“立论精到”、“言之成理”的批评，而在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则反对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基本上践行这一原则，诚如他自己所言：“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⑤当然，“绝对力求偏颇”、“说极错误的话”是不可取的，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生动地反映出陈独秀爱憎分明的鲜明作风，却是难能可贵的一种精神。在这点上，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鲁迅，“对敌人恨”⑥的战斗精神，与陈独秀有着相似之处。“恨，是‘打落水狗’的精神”⑦，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坚定的态度和立场，才能够对旧有的一切敢于怀疑、藐视、揭露、挑战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批判。 在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更多地看到陈独秀、鲁迅等对旧思想、旧文化彻底的批判精神，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这种批判精神与宽容意识是不矛盾的。这种意识体现为讨论学理问题时的自由、民主的氛围，对不同意见、善意批评的容纳、容许，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对朋友和”。当然，“和，并不是不批判，要善意地批判，批判、斗争都是为了团结”⑧，是为了真正弄清是与非、善与恶问题。早在《新青年》杂志亮出“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后，陈独秀鉴于《新青年》的主张“罕受驳论”⑨，呼吁社会“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赐，必当照录，以资讨论”⑩。陈独秀欢迎人们对《新青年》的观点提出批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真理愈辩而愈明”，包括新思想在内的不同学术观点、思想主张之间需要开展平等、自由的讨论，不通过争论进一步搞清是非，就不能扩大新思想在社会的广泛影响。因此，陈独秀不仅明确提出“百家平等，不尚一尊”(11)的主张，而且在《新青年》上开辟读者论坛，“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12)，从而提供自由平等讨论的园地。《新青年》杂志作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为数不多的重要舆论阵地，不仅刊发传播新思想的文章，而且也公开发表大量质疑、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从中可见办刊者的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理念。对各种意见包括尖锐的批评意见，陈独秀基本上能够持心平气和的态度。比如，有一位名叫佩剑青年的读者提出“文学不必革命，孔教不必排斥”的建议时，陈独秀谦虚而平和地要求对方“请更详示以理由。倘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记者当虚心欢迎之，决不效孔门专横口气，动以‘非圣者无法’五字，假君权以行教权，排异议而杜思想之自由也”(13)。今天，我们只要仔细翻阅当年《新青年》杂志，就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例子。宽容的态度在整个新派人物阵营中总体上表现得比较明显的，正如蔡元培所说：“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14)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坚持革命进步，反对复辟倒退，同时又提倡“兼容并包”。他并没有党同伐异、排斥异己，而是尊重讲学自由和学术讨论的自由，聘用刘师培、辜鸿铭等在旧学上造诣深厚的旧派人物，其宽容的精神传为美谈。 当然，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也曾提出个别偏激和错误的观点，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一旦别人指出之后他能够纠正。钱玄同曾致信陈独秀指出其“华美无用之文学”该说法“恐非确论”时，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3卷4号公开承认“乃一时偶有一种肤浅文学观念浮于脑里，遂信笔书之”(15)，并予以改正。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并非如某些同志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喜欢走极端的人物，陈独秀基本上能够遵循他自己所倡导的科学精神，提倡客观分析问题的态度。当读者傅桂馨致信陈独秀谈对孔子学说的看法时，陈独秀十分欣赏其客观态度，说“尊论于尊孔诋孔之际，颇得其平”(16)。尽管陈独秀在批判封建文化时曾有一些偏激的言词，但总体上他对此还是有所认识，尽力纠正批判传统文化出现的偏激态度。最为典型的是，当时有人提出废除所有道德，陈独秀则冷静地指出：“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