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1－0055－11 “二五减租”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后实行的一项改良农村租佃关系的运动，旨在通过减少原来地租的25％，来减轻佃农的压力，缓和租佃矛盾，使租佃关系更为公平、合理，但由于土地是农民维系生计的重要资源，减租运动激化了租佃关系，中小地主和佃农生存均出现问题，所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租佃纠纷频繁，农村社会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本文主要考察1945－1949年间，成都平原农村地区“二五减租”的执行情况，以及不同阶层在此运动中的反应和不同态度，从而揭示农村社会复杂的租佃关系中真正的“公正”是什么。 一 “平均地权”是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重要内容，“耕者有其田”是社会改良者的理想目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非常关注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关注佃农状况，1924年11月，孙中山在北上前夕提出了保护佃农利益的“二五减租”主张，并签署了一个命令，“减少农民现纳租税——从百分之五十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但这项命令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下达。① 1926年10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各省市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低限度农民政纲》，其具体方案有四：一、减轻佃农租率百分之二五；二、遇饥荒免付田租；三、禁止上期收租；四、禁止包佃制。② 这是国民党中央决定实行“二五减租”的开始。 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假定地主与佃农间对于收获物的分配以彼此各半为平均标准，再减去25％（在地主应得之一半内），即为佃农所得。1930年颁布的《土地法》第一七七条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约定地租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约定。出租人不得预收地租，并不得收取押租”③，这里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为“二五减租”后之地主实得数字。如有田五十亩，年产稻谷一百石。假定地主与佃农间对收获物的份额以彼此对半为平均标准，即各得稻谷五十石。实行“二五减租”，即佃农除已得五十石外，再加上在地主分内五十石之百分之二五（十二石五斗），共为六十二石五斗，地主实际所得则为五十石减去十二石五斗，即为三十七石五斗。为便利计算，《土地法》将地租额定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④。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实行“二五减租”后，南方各省在自己的行政大纲中表明响应，但随后又纷纷否定了原来的做法。⑤ 尽管“二五减租”是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农村政策，也曾受到南方各省欢迎，但真正执行、并坚持下去的只有浙江一省，但浙江的“二五减租”在实施过程中，也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后来还是不得不停止⑥。 有学者对浙江的“二五减租”进行了总结，认为1927年，“二五减租”之所以能在浙江实行，是因为北伐战争的威力，加上1928年专门设置的“佃业管理局”的积极推行，所以成效卓著。1929年省政府与省党部之间为是否暂停“二五减租”发生争执，经调解未使该运动停止，但气势已不如从前；1932年以后，佃业纠纷改归法院办理，“二五减租”办法虽未废，但已如强弩之末，再没有多少人注意了：“民十六初行时，虽成绩有限，而一鼓作气，其势甚张，十七年特设佃业管理局，岁糜经济数十万元，以专责成，显见推行之积极。十八年，省政府突有取消二五减租之议，经党部之力争，中央之调解，卒未取消，而大势所趋，殆已再鼓而衰，二十一年以后，佃业争议改归法院办理，佃业智短力弱，不易与业主对簿公堂，继有不平，什九隐忍，于是数年巨波，著已平息。虽二五减租办法未废，其行施则如强弩之末矣，故说者谓：‘考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可分为三时期，十六七年为兴盛时期，十八年以后为衰退时期，至二十一年以后，则为没落时期。时至今日二十三年冬洪君在浙调查时减租问题，几无复有关切注意之者。’”⑦ 浙江的“二五减租”实施了近十年，积累了若干的经验教训。1932年秋，浙江省党部编辑出版了《二五减租法案及其他》一书，篇末附有“二五减租”为什么不能普遍实施的文章，讲到：“本省实施二五减租，虽有五六年之历史，然就各地实在情形而加以统计，则减租之利惠，似尚未普及全省，一县内仅一二区实行者有之，一区内仅一二乡实行者有之，甚至一县内完全未实行二五减租者亦有之。此种原因，由于国民革命之势力未能深入整个下层，残余之封建分子依然具有若干统治农村之权威，减租运动在受其积极的或消极的摧残或阻碍者半；由于缴租，计算，订约种种手续过于繁琐，非一般农人所能了解，而因循不行者亦半。”⑧ 同时由于减租危及业主利益，业主必然反对，所以减租是否顺利推行，还要看主佃双方的力量对比，谁强谁弱：“夫减租所以惠佃农而减削业主之既得利益，业主自必反对。其能否实行，与业佃双方之强弱大有关系。若佃方团集所生之力普遍胜过业方，则减租不难遍行。今业佃相处情形，随地随人而异，或感情融洽，或欺凌佃人，亦有佃农强横，租不可得者。惟就大体言之，可谓业强佃弱，农人之智识，财力，及社会地位等，平均远逊地主。租额多寡，特一视地方习俗，供求关系，及物价上落等而定。且往往趋向最高限度，尤以在乡而力能自耕之中小地主所有地为然。故欲望佃农自动组织，向业主提出联合要求，几不可能。有之，将如明正统中邓茂七之乱，率众暴动，而和平集体交涉者，可谓绝然。”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