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其严重后果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有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现多种数据。笔者根据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等国内出版的权威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书籍资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状况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1960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①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留有如下记载: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剧……。 12月17日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则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内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②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