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4－0029－13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自觉用世界文明改造自我之风气，从而使梁任公《中国史叙论》（1901）第八章“时代之区分”关于中国之认知的论述——“（中国的）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真正得以落实，进而醒目地凸显了“中国问题”之存在，即作为东方弱国需要通过引进外来文明对其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文化构成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知识界切实认识到中国属于世界、中国问题不单是中国自产的也是世界促成的、中国问题之解决需在世界格局中方可进行，确立了用国际通用概念解释中国问题的思维，包括“共和国”、“人民”、“民主”、“科学”和“经济”等公共概念，建立了哲学、文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理学、工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换句话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有了进入世界和描述世界的概念、范式，对这些概念的诠释和范式的使用也在这期间迅速固定下来。 既然如此，何以并非发达之国的俄罗斯却成为后来中国问题及其解决的最重要世界因素？苏俄何以不是以其先进性而是因斯拉夫魅力的苏俄价值观、不是以对德国学理上的马克思主义之真切学习而是以充满意识形态诉求的列宁主义之实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热切呼唤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何以不是欧美的思想和审美观而是立足于俄国本土意识的批判西方和怀疑引进西方文化之意义的俄苏文学更为中国知识界所热衷？这些今天看来极为严重的大问题，当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常现象：《新青年》（第8卷第1期，简为8－1，下同）如是推介晨报社出版兼生所译《旅俄六周见闻录》（1920）：“俄国到底是什么情形？这一疑问，现在社会上稍微关心世界大势者，必定会想知道的。我们既然不能亲到俄国去观察，那只好择他人关于俄国著作来看。英国兰姆塞所著的《1919年旅俄六周见闻》，在西洋关于研究俄国的著作中是最新、最详、最公正的。” 实际上，把俄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世界认知的一种趋向。而造成如此境况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青年》之切实倡导相关。不否认《新青年》广泛关注世界文化思潮，且译介的对象和讨论的问题，如刘叔雅的《伯格森之哲学》（4－2）、凌霜的《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4－5）、高一涵的《斯宾塞的政治哲学》（6－3）等等，至今仍为知识界所肯定；社会影响力立竿见影，如昆剧意外盛行起来，新文化阵营有所不甘，胡适便策划易卜生专号（4－6）对抗之，果然传统戏曲的风光迅速让位于话剧，反传统风潮更甚。在这种世界视野中，苏俄很快成为主导性因素：前六期封面人物中俄国有两个，即托尔斯泰（1－4）、屠格涅夫（2－2），前8期分别四次连载陈嘏（陈遐年——陈独秀长兄陈孟年之子）所译屠格涅夫小说《春潮》和《初恋》（这在《新青年》绝无仅有），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封面改成一幅地球图案，从东西两半球上伸出两只手紧握，暗示中俄人民团结。《新青年》何以对俄国有如此热诚，并能预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趋势？ 《新青年》这份前后持续不足七年之刊，其作者群有变化，初时主撰人为陈独秀、北大编译员安徽六安人高一涵（1885～1968）、后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的合肥人刘叔雅（刘文典）、后任北大教授的江阴人刘半农（1891～1934）、曾在安徽执教的长沙人易白沙（1886～1921）、北大教授吴虞（1872～1949）和周作人（1885～1967）等，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改由陈独秀、钱玄同、北大编译员高一涵（1885～1968）、胡适、李大钊、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陕西人沈尹默（1883～1971）等轮流主编，鲁迅稍后加入，撰稿人增加浙江义乌人和《共产党宣言》最早译者陈望道（1891～1977）、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湖北人李汉俊（1890～1927）、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永州人李达（1890～1966）等。由此，哪怕作者中有不少是北大教授或与北大相关，但作者群具有全国性，故第6卷第2号（1918年4月）发表《新青年编辑部启事》说：“近来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因此发生种种无谓的谣言。现在我们特别声明：《新青年》编辑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大学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这9卷50期刊物，因作者的视野和志趣而使之热衷讨论国际问题、论述亦具国际视野，如创刊号有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本人此后常在此发表讨论国际问题的文字。换言之，就是这样的作者群和编辑队伍，关注国际问题的主要视野转向了俄国，① 由此引发了持续不衰的俄国文学热、促成对苏俄问题的热情和对苏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等。 一 按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所描述，俄国文学在1920—1930年代的中国很兴盛，“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②。如此奇观，在一定程度上由《新青年》所引发：前8期连载《春潮》（1872）和《初恋》（1860），就预言了译介俄国文学乃该杂志的重要工作。屠格涅夫虽不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却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the novelist's novelist），创作了许多经由叙述爱情婚姻折射时代风云的力作，这两篇作品乃俄语文学中的美文——着力写出爱情之于当事者的美好、不可替代性。译者陈嘏有感，“作家乃俄国近代杰出文豪也……尤厌恶本国阴惨之生活……其文乃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也。《春潮》为其短篇中之佳作，崇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瞻臻其极，各国皆有译本”（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