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2-0108-08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它是在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所举行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是在国外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六大的理论创新和正确决定，既指引中国新民主革命胜利的方向，也为中国革命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导航。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共六大召开的全过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而布哈林则是关键人物之一。中共六大的工作及其重要决议的制定，都是在他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对于布哈林与中共六大的关系，迄今尚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布哈林与中共六大的筹备 中共六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定，有一个酝酿过程。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6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28年3月上中旬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并规定了产生代表的办法、党员人数与代表的比例、代表的党龄和青年团中央应出席代表的人数及大会议程。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又研究了召开六大的问题，瞿秋白提出3月至4月召开大会，地址考虑在澳门，会上多数人主张会址选在香港。会议还确定了出席六大的代表人数，调整了大会议程。4月2日，中央常委召开会议，任弼时传达了3月间共产国际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会议时间定在4月份，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中共六大①。 由于档案史料发布的不充分，中共六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定过程，也存在与前述情况不太一致的说法。如李维汉回忆：到了1928年初，关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环境关系，中央还未能作出决定。至3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这样，开会地点就最后确定下来了②。黄修荣的叙述参考了李维汉的回忆，他指出：中共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并要求布哈林或斯大林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后，决定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并于3月底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③。现在还可以补充的是：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经与中共中央商议，向共产国际提议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时间不晚于同年4月底。2月22日，斯大林、布哈林等出席的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接受这项提议，决定“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于4月底或5月中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代表大会”④。既然中共六大后来定在莫斯科举行，那么，共产国际对这次大会的领导势必比此前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来得具体和细密。6月9日，斯大林召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和周恩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中国部主任米夫一同出席。听取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后，斯大林讲话。6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举行飞行表决，同意成立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和米夫组成委员会，指导中共代表大会。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完成了为中共六大准备的文件草案，先期到达莫斯科的向忠发和苏兆征两人参加几项主要文件的起草。这些文件草案包括：党章、土地纲领、农民运动决议、军事运动决议、军事工作训令、职工运动决议、组织工作决议、苏维埃建设问题决议、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妇女运动决议、党纲⑤。6月14日至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瞿秋白、周恩来等21人举行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问题，党的工作路线问题，城市、农村工作及工人、农民运动、军事工作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等重要文件。这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一个小范围预备会⑥。 布哈林此后在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俄国代表团会议的发言中说：“我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把中国党保留下来，只是因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坚决扭转了方向。如果我们不在第九次全会上坚决扭转方向，我们就不会有中国党了”⑦。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布哈林、斯大林、罗米纳兹、米夫、罗易、向忠发等15人参加起草。布哈林为这个决议的形成所做的理论阐述和组织工作，实际上成为筹备中共六大的组成部分。 1928年1月17日、24日、3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罗米纳兹等人的报告。这次会议前后，罗米纳兹提供了《中国问题提纲草案》，完成《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不久公开发表。他对中国革命的结论是：“中国革命，不只是按其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也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看，都已越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他进一步指出：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何一项任务都还没有解决。从这一点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实“没有完成”。但是，如果革命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变革方面的决定性步骤，那么，任何一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是不能解决的。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已经过去了，它已属于完结了的历史时期。中国革命现阶段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⑧ 罗米纳兹在中国期间竭力向中共兜售的就是这个“不断革命”。相信他在起草会议上的口头报告和提纲草案的主旨，不会超出这些内容。 1928年1月31日，布哈林在决议起草委员会议上做长篇发言，并在罗米纳兹做会议总结发言后，又做了总结讲话。在这天的发言和讲话中，布哈林一再阐述自己的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罗米纳兹“左”的观点。 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布哈林指出：中国革命，“按其实质而言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阶段”，因为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国家独立、土地革命的任务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资产阶级政权适应于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适应于无产阶级革命，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则适应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本身只体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顶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在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像罗米纳兹所表述的“革命已经转变或正在转变”的过渡阶段。布哈林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主已经联合在一起，不能无视他们之间的统一和联合，更不能否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革命越发展，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分化则越大、越厉害、越直线式。因此，无论在这一极还是在那一极都出现联合趋势，因此革命和胜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争取动摇分子”，“还要争取可能跟我们一起走的中间阶层”。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他认为应该从总的政治方针的角度加以分析，“既然农民不能独立地领导革命，那么它就需要城市的领导”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