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思纯其人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自幼熟读诸子百家，民元以后始就新学。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发表《国语问题的我见》、《信仰与宗教》、《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著。1919年秋，李思纯与何鲁之、李劼人等同往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里昂、蒙彼里埃、巴黎求学。李氏留学期间的交往圈主要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其现存的102张明信片中(未见有李氏在国外的长篇通信，交流皆用明信片)，有胡助所寄9张，许德珩所寄3张，李璜所寄1张。除会员之外，与李氏交流最多者为陈登恪，现存有名信片3张。其余皆为李氏自记风光景物之片，且绝大多数未录具体时日。 1921年，《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期曾刊出《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一文，言及1920年暑期，李思纯、李璜、许德珩、周太玄、胡助到巴黎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即于是年夏在巴黎举办周日谈话会，李思纯、何鲁之、胡少襄(胡助)、许德珩、曾慕韩(曾琦)、李璜、李劼人、周太玄、赵世炎等九人参加。李思纯讲《英国文学发达之概略》、周太玄讲《古生物学上的物种起原[源]和变迁》、李璜讲《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曾琦讲《社会学的分类》、李劼人讲《旅法华工会之现状及其将来》、胡助讲《理化学之革命》。从所讲题目看，当时李氏等留法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所关注的重心是学术而非国事。①在巴黎大学期间，李思纯对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方法论著《史学元论》(Introduction ausx Etudes Historiques)推崇备至，谓“是书以1897年8月出版于巴黎。书虽稍旧，然远西后出谈历史方法之书尚未有逾此者”。②因此，用功对照英文版将该书译为中文介绍到国内。1922年，李氏因法国物价太高而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于此结识陈寅恪，并成为好友，此后常有诗歌唱和。 1923年初，李思纯自欧归国，至上海闻川内战乱未已，归里无计，只得滞留上海，为《学衡》撰稿，得与吴宓见面，成为至友。吴宓早于1921年9月任东南大学教授，因此关系，李氏不久亦执教东南大学，任法语和法国文学教授。1924年，因东南大学“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③李思纯离开东大回川谋业，不久赴北京，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大预科。其间，李思纯得与老友陈寅恪、吴宓会晤，并造访了梁启超，有诗作《清华园谒梁任公先生夜话赋呈》留世。④次年5月，李氏又在清华访王国维，征求所著《元史学》一书意见。⑤1926年，李思纯返川，于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任教，并临时兼军部顾问等职务。1936年受川康边防总指挥兼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之聘任建省委员会顾问4月，辞职后被刘文辉保荐入选西康制宪国大代表。抗战爆发后，李氏仍执教于四川大学，1941年始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李思纯为国大事于1946年4月和11月两度赴南京。其间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执教浙江大学。⑦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李思纯被四川大学解聘，1951年奉调赴重庆革大学习，年底被分配到四川文史馆作研究员，1960年3月病逝于研究员任上，⑧其间主攻地方史和民族史，著有《江村十论》、《大慈寺考》两书，前者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书未刊；其著尙有1933年成书的《中国民兵史》，亦未刊。⑨ 二、《金陵日记》呈现出的“制宪国大” 李思纯于1946年出席制宪国大时写下一部《金陵日记》，此日记为其家人收藏半个多世纪未曾示人。其中记事甚详，写下了许多未为人知的亲身经历，确是一部对制宪国大期间的政治活动及生活情态的真实记录，对了解当时史事有重大意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抗日趋尖锐，1945年11月，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处于进攻态势，曾于是月12日单方面宣布于1946年5月5日召开国大。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国民党于17日提出《关于召开国民大会之意见》，再次提议1946年5月5日召开国大。政协就国大问题通过了大体合乎各党派意愿之决议。但国民党于3月1日至17日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原则作了修改，引起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强烈反对，国大受到众多党派抵制，如期召开已不可能。但是，国民党似乎并未通告各地代表改变开会之期，因此李思纯日记载他仍于当年4月21日飞抵重庆，准备会同其他代表飞南京出席国大。作为一国政府，竟能导出如此错乱，表明当时国民党处理重大政治问题并无周密计划。李思纯在重庆候机期间，方得知国民大会将展期召开。他在日记中说，“闻本日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事，未得协议。民主同盟张君劢、罗隆基等反对开会，蒋乃明令宣布延期召集。”(《金陵日记》1946年4月24日)李氏所记显然与事实不符，说明他作为一个“国大”代表，对国家政治知之不多，可谓上下皆糊里糊涂。因国民大会不能如期召开，引发各省代表强烈反对。在渝代表于4月26日决定“自行到京集会”。(《金陵日记》1946年4月26日)李思纯经曾琦“力劝”而参加“自行到京集会”活动。行前，他听说“南京国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准备会，已于五月一日成立。朱经农等为主席团，到会者二三百人”。(《金陵日记》1946年5月3日)稍后，其日记又提及南京已存在一国民大会联谊会，“重庆国民大会候补代表电京联谊会，要求到京列席”。(《金陵日记》1946年5月5日)
